□ 雨林

1995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每年的4月23日定为世界图书和版权日。设立这一节日，旨在强调图书作为传播知识、信息和思想的载体的不可替代性，更重要的是唤醒公众对阅读价值和版权保护重要性的认识，让这一天真正成为图书日。

保护知识产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既需要法律的不断规范，更需要人们守法和维权意识的提高。其实，我国古人不但早就有了版权意识，而且还实施了版权保护。这种意识首先体现在署名意识的形成。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开始在作品上署自己的姓名或学派始祖的姓名，如《论语》。也有直接以作者姓名或学派始祖的姓名作为作品的名称，如《老子》《韩非子》《孟子》等著述。还有像《吕氏春秋》之类，作为一部集体作品，它的署名方式与今日的“职务作品”类似。古人向来鄙视剽窃他人学说的行为，南朝文学批评家钟嵘就记载诗人宝月抄袭柴廓之诗作，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曾斥责文子剽窃孟轲、管仲之言。而清朝洋务运动的兴起者张之洞被同科举子徐致祥抄袭事件，更是轰传天下，让徐致祥一生备受诟病。

到了宋元时期，随着印刷业的繁荣，盗版之风也愈演愈烈，官府开始干预图书出版行为。当时主管图书刊行的“行在国子监”，具有代表朝廷管理图书出版的权力。官府运用行政手段，布告有关地方的书坊，不得翻印某书；同时，又发给原刊者所谓“据”，也就是执照，以证明该人刊书的合法性，原刊者若发现有人翻刻，可向地方官府凭“据”告发，从而毁版治罪。南宋祝穆刊印《方舆胜览》，为防他人翻刻，申呈两浙转运司予以保护，其原刻本自序后有“两浙转运司录白”，云“照得雕书，合经使台申明，乞行约束。庶绝翻版之患。”这是历史上最早记载的特许令状。著名理学家朱熹所写的《四书问答》，因其无暇订正重编而“未尝出以示人”，而“书肆有窃刊行者”，朱熹“亟请于县官，追索其版”。南宋初年，文人范浚在他的著作《答姚宏书》中记载了一件事，当时有人冒范浚之名，撰写了《和元赋集》，刻印贩卖，他将此事上报官府，官府发送一份公文到建阳，销毁了这些私刻的印版。明崇祯刻本曹士衍《道元一气》，在书前告白写道：“倘有无知利徒，影射翻刻，誓必闻之当道，借彼公案，了我因缘。”可见其相当强烈的著作权观念和司法保护意识。

即便官府管着，盗版还是屡禁不止。明末清初的李渔对于打击盗版更是采用了另类的斗智斗勇之法。李渔生平写了许多著作，可有很多书刚一推向市场，就被大量无良书商疯狂盗印，书卖得火，他自己却赚不到钱。顺治八年，暂居于南京的李渔完成了第一部传奇大集《怜香伴》。为避免盗版之事再次发生，李渔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好主意——他给南京知府写了一份诉状，说他的一批新书从兰溪老家运往南京时，不料刚进入南京地界就被强盗劫去了，而遭劫的这批书是他第一次印刷出来，尚未在市场上流通，如果有谁在卖他的那些书，谁就是强盗，最起码也是跟强盗有关。知府大人非常重视，赶紧立案，天天派出大批衙丁到市场上去查找。

与此同时，李渔开始正式印刷这本书，正规书商当然更不会错过这么好的机会，纷纷前来批发取货，投放到市场上后，立刻受到南京百姓的疯抢。李渔把这些正规书商统一作了登记，然后把名单交给南京府衙，告诉他们哪些人是正规书商，以避免衙门误抓。那些平时靠印刷盗版书吃饭的无良书商，哪还敢再盗印李渔的书？做不成生意、挣不到钱事小，被当成强盗或者强盗的合伙人给抓起来，投进班房那就后悔莫及了。多年后，李渔的《怜香伴》一直没人敢盗版，李渔用他独特的智慧保住了多年的心血。

宋代的版权保护的禁例，一直沿用至清朝。这期间，我国处在以出版者拥有“印刷特权”和作者仅成为原始著作权人的阶段。直至1910年《大清著作权律》正式颁布，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著作权法，标志着我国著作权立法进入了作者作为著作权人的现代著作权阶段。

古代版权保护多依赖道德约束、行业自律和零星禁令，缺乏系统性法律保障。文人维权行为更多出于对作品完整性的维护或经济利益诉求，与现代的知识产权概念仍有着本质差异。然而，古代文人的这些版权保护之法，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原创劳动的尊重，也为后世版权制度进步提供了历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