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东渡黄河出师抗日纪念碑

□ 冯双民

在中国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历史画卷中，八路军东渡抗日这一壮举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不朽的光辉。1937年，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八路军选择从韩城芝川东渡黄河，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抗日征程。这一重大决策的背后，隐藏着无数惊心动魄的故事和深刻的历史原因。

红军东渡改编过程充满了激烈的博弈。国共两党在红军改编问题上展开了艰难谈判。我党最初要求编4个军，共20个师，编成一路（集团）军。这一规划充分展现了我党对红军力量的合理布局以及对抗战胜利的坚定决心。然而，国民党却心怀叵测，企图通过“溶共”达到“灭共”的目的。他们在红军改编后的人数、领导权等诸多方面提出了极为苛刻的要求。

在四个不同的地点，历经六次艰难的谈判，双方仅仅取得了三个相去甚远的改编方案。为了民族大义，党中央一次次作出让步，改编人数从最初的规划逐渐让步至6-7万，主力构架编为4个师、16个团，另加2个工兵师。然而，蒋介石却反复无常，不断变卦，使得谈判一度陷入僵局。直至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拉开序幕，在民族危机的巨大压力下，蒋介石才基本默认了我方的条件。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115师、120师、129师，兵力为6旅、12团，共计4万多人。

这一漫长而艰难的谈判过程，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为了团结抗战不惜作出巨大牺牲的高风亮节。同时，也赤裸裸地暴露了国民党当局的狭隘与自私。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他们仍然念念不忘打压共产党，妄图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

历史的抉择使得八路军东渡黄河抗日必须从韩城出发。在八路军东渡路线的问题上，国民党曾给出三条路线，但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认为这些路线均不符合八路军当时的自身状况以及全面抗战的形势要求。蒋介石命令红军开绥东出察北，然而这条路线面临着补给困难的问题，并且极易受到日军的夹击。国民党南京军委会提出的路线既浪费时间，又存在着被算计的风险。黄绍竑、白崇禧等人提出的路线同样存在诸多弊端。

毛主席在1937年8月17日从延安致电强调，红军为安全计、为隐蔽计、为满足晋绥渴望计，决走韩城渡河，在侯马上车，到大同集中，再转至怀来、蔚县，决不走平汉路，“红军开动必须走韩城”。这一决策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原因。1937年，红军虽然在陕北有了落脚点，但处境依旧十分危险，面临着国民党和日寇的双重威胁。南面是对西安事变耿耿于怀的蒋介石部署的重兵，西边是残忍的军阀势力，向北是荒凉的内蒙古高原，而东面的山西正遭受日寇铁蹄的肆意践踏。此时，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溃败，这为共产党八路军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开辟抗日根据地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洛川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决定由韩城县芝川黄河渡口东渡黄河出师抗日。8月2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出命令，八路军各部队陆续从韩城渡过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韩城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扎实的工作基础。早在1927年10月，中共范家庄支部建立，为韩城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八路军的到来，更是如同星星之火，瞬间点燃了韩城人民的革命热情。关中特委、韩城县委一经动员号召，共产党员徐岱云便积极行动起来，动员了二百多条渡船帮助八路军渡河。热血青年纷纷响应，踊跃参加八路军。爱国人士杨一鹤先生慷慨解囊，进行犒军募捐。农民王洪彦更是掏空家底，捐粮捐猪，并送儿子参加八路军。韩城人民积极支前的场景令人动容，正如民谣所唱：“你出钱，我捐粮；韩城儿女支前忙；城砖做工事，门板做船只；还有铮铮亲骨肉，争当八路歼顽敌……”

八路军东渡黄河后，很快取得了平型关大捷。这场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中国抗日军民的士气。但此战也暴露出一些问题，115师伤亡较大，其中不少是经历过长征的老兵。林彪经过反思后认为，集中八路军主力进行运动战的方法行不通，应以敌后偷袭、侵扰为主。这与毛主席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思路不谋而合。

1937年8月初，毛主席提出这条作战原则时，引来了诸多将领的不解。在洛川会议上，不少同志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应配合国民党军队多打大仗，以打运动战为主。毛主席坚决反对，强调不能轻视日军，硬拼硬打不行，要充分考虑武器装备供应问题。洛川会议结束、部队开拔后，党内仍存在分歧。彭德怀在回忆录中也曾提到，很多同志一开始没有意识到游击战的战略意义。随着太原失守，国民党军队华北战场全线失利，毛主席发出指示，游击战阶段正式到来。为使共产党及八路军上下彻底理解敌后游击战策略，毛主席在1938年先后发表《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对游击战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有了毛主席的指示和论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如火如荼开展起来。

日军占领山西后，多次进犯陕甘宁边区。1938年3月，日伪军入侵府谷县城，八路军留守兵团与国民党骑兵第二军相互配合，成功收复县城。此后，日军又多次强渡黄河，均被八路军留守兵团击退。日军还曾派飞机轰炸延安十多次。八路军和国民党友军依托黄河天险有效组织了防御，抗日根据地在晋西北、晋西南、晋东北、晋东南等地不断建立，主动出击进攻敌人，牵制了想要入侵陕西的日军。1941年中条山会战失利后，陕西的防御态势恶化，但日军已没有能力渡过黄河，主要原因就是八路军东渡黄河深入敌后，广泛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开辟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使日军后院起火，不得不集中精力对付敌后武装力量。

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韩城芝川东渡黄河，开展游击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将革命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高度结合的结果。中国革命由此转入规模空前的民族革命战争，开辟了中国革命史上的新纪元。芝川渡口是八路军和中华民族的“生死渡口”，东渡则生，不渡皆死。芝川渡口和黄河天险，是中华民族统一抗战的亲历者、见证者，是人民军队成为领导全民族抗战中流砥柱的亲历者、见证者，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战胜国内外敌人、建立新中国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回顾八路军东渡抗日的历史，我们深感自豪与敬佩。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中国共产党以坚定的信念、高超的智慧和无畏的勇气，引领着中国人民走向了抗战胜利的道路。这段历史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激励着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