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下八上”是防汛关键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委和政府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责任，国家防总、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履职尽责、通力协作，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冲锋在前，解放军、武警部队紧急驰援，中央企业和社会力量勇挑重担，广大人民群众风雨同舟，共同构筑起防汛救灾、守护家园的坚固防线，防汛抗洪救灾斗争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
■ 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全国多地暴雨、洪涝、台风等灾害仍然高发，一些流域仍存在洪涝灾害风险，华北、东北部分山区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依然不能有丝毫放松。个别地区旱情露头并发展，同样不可掉以轻心。各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要始终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始终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慎终如始做好防汛抗洪救灾各项工作
■ 要精准预警响应，进一步加强气象预警与灾害预报的联动，突出临灾预警，做好点对点精准预报和滚动更新，强化预警指向性，落实直达基层防汛责任人的临灾预警“叫应”机制，加强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落实应急预案行动措施，把握工作主动权。要突出防御重点，流域性大洪水始终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把江河流域的防洪调度工作谋划好、落实好，全面做好预案、队伍、物资和蓄滞洪区启用准备，保障大江大河安全度汛；要细化落实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度汛、山洪和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薄弱环节防洪保安措施，把各类风险隐患消除在成灾之前；要统筹抓好防汛和抗旱工作，严防旱涝并发、旱涝急转。要果断转移避险，“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关键时候果断撤离转移危险地带群众，进一步细化人员转移避险预案，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 要全力抢险救援，统筹调度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中央企业和社会救援力量等各类救援力量，确保高效救援、科学救援，全力固堤排险，全力抢救被困人员，全力搜救失踪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对薄弱堤段、关键堤防要提前进行加固加高，安排专门力量不间断巡护巡查，及时处置管涌、溃坝等重大险情，坚决守住安全度汛底线。要妥善安置群众，这场灾害受灾面广、蓄滞洪区启用多、转移安置群众多，要千方百计保障好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做好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工作，强化市场保供稳价，尽快恢复灾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 要用好救灾资金，加快恢复重建，抓紧抢修交通、通讯、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抓紧修复灾毁农田和农业设施，加大农资供应保障力度，加强对农民的农技指导，组织农民积极补种补救，做好农业防灾减灾工作，最大程度减少农业损失，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要加快推进学校、医院、养老院等公共设施恢复重建，保证受灾学生都能按时开学返校。要迅速启动灾毁房屋修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入冬前能够回家或搬入新居，安全温暖过冬。金融机构要优化简化相关程序，加强对受灾地区的信贷支持和保险理赔，同时持续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努力帮助受灾群众和经营主体渡过难关
■ 要认真排查总结，抓紧补短板、强弱项，进一步提升我国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进一步落实主体责任，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各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要各司其职，消防救援队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要勇往直前，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洪救灾一线挑重担、当先锋、打头阵，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的强大政治优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新华社北京8月17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8月17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议指出，“七下八上”是防汛关键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委和政府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责任，国家防总、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履职尽责、通力协作，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冲锋在前，解放军、武警部队紧急驰援，中央企业和社会力量勇挑重担，广大人民群众风雨同舟，共同构筑起防汛救灾、守护家园的坚固防线，防汛抗洪救灾斗争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
会议强调，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全国多地暴雨、洪涝、台风等灾害仍然高发，一些流域仍存在洪涝灾害风险，华北、东北部分山区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依然不能有丝毫放松。个别地区旱情露头并发展，同样不可掉以轻心。各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要始终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始终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慎终如始做好防汛抗洪救灾各项工作。
会议指出，要精准预警响应，进一步加强气象预警与灾害预报的联动，突出临灾预警，做好点对点精准预报和滚动更新，强化预警指向性，落实直达基层防汛责任人的临灾预警“叫应”机制，加强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落实应急预案行动措施，把握工作主动权。要突出防御重点，流域性大洪水始终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把江河流域的防洪调度工作谋划好、落实好，全面做好预案、队伍、物资和蓄滞洪区启用准备，保障大江大河安全度汛；要细化落实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度汛、山洪和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薄弱环节防洪保安措施，把各类风险隐患消除在成灾之前；要统筹抓好防汛和抗旱工作，严防旱涝并发、旱涝急转。要果断转移避险，“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关键时候果断撤离转移危险地带群众，进一步细化人员转移避险预案，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会议强调，要全力抢险救援，统筹调度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中央企业和社会救援力量等各类救援力量，确保高效救援、科学救援，全力固堤排险，全力抢救被困人员，全力搜救失踪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对薄弱堤段、关键堤防要提前进行加固加高，安排专门力量不间断巡护巡查，及时处置管涌、溃坝等重大险情，坚决守住安全度汛底线。要妥善安置群众，这场灾害受灾面广、蓄滞洪区启用多、转移安置群众多，要千方百计保障好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做好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工作，强化市场保供稳价，尽快恢复灾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会议指出，要用好救灾资金，加快恢复重建，抓紧抢修交通、通讯、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抓紧修复灾毁农田和农业设施，加大农资供应保障力度，加强对农民的农技指导，组织农民积极补种补救，做好农业防灾减灾工作，最大程度减少农业损失，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要加快推进学校、医院、养老院等公共设施恢复重建，保证受灾学生都能按时开学返校。要迅速启动灾毁房屋修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入冬前能够回家或搬入新居，安全温暖过冬。金融机构要优化简化相关程序，加强对受灾地区的信贷支持和保险理赔，同时持续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努力帮助受灾群众和经营主体渡过难关。
会议强调，要认真排查总结，抓紧补短板、强弱项，进一步提升我国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进一步建强各级应急指挥部体系，完善调度指挥、会商研判、业务保障等设施设备和系统，确保上下贯通、一体应对。要加强国家区域应急救援中心能力建设，立足执行急难险重任务，突出区域性重大自然灾害救援需求，尽快形成区域救援实战能力。要着力提升基层防灾避险能力，完善基层应急管理组织体系，加强和规范基层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建设，为防灾重点区域和高风险乡镇、村组配备必要装备，提升基层自救互救能力。要加快完善流域特别是北方地区主要江河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强化蓄滞洪区安全建设和运行管理，整体提升防御能力。要加强城市防洪排涝能力规划和建设，更新提升城市排水管网等基础设施运行能力，与河道排涝工程有效衔接，保障城市骨干排水通道畅通。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进一步落实主体责任，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各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要各司其职，消防救援队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要勇往直前，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洪救灾一线挑重担、当先锋、打头阵，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的强大政治优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人民日报》2023年8月18日第1版）
本报讯 8月17日，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主题教育、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论述和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认真学习有关党内法规，进一步统一思想、深化认识，切实打牢高质量开好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的思想基础。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长赵刚，27zyw主席徐新荣，省领导王晓、王兴宁、方红卫、郭永红、孙大光、刘强、蒿慧杰、王琳、赵天翔、李明远、庄长兴出席。主题教育中央第三指导组副组长孙立成和指导组成员到会指导。
会上，与会省领导逐一发言。大家一致认为，这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和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再次受到深刻的政治教育、思想淬炼、精神洗礼、奋斗感召，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把握。大家一致表示，要高质量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进一步从政治上、理论上、实践上、宗旨上、作风上对标对表，不断凝心铸魂筑牢根本、锤炼品格强化忠诚、实干担当促进发展、践行宗旨为民造福、廉洁奉公树立新风，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会议强调，要在以学铸魂上下真功见实效，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示的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坚定理想信念，做到对党忠诚，站稳人民立场，始终紧跟总书记、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要在以学增智上下真功见实效，持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善于把握事物本质、把握发展规律、把握工作关键、把握政策尺度，不断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群众、防范化解风险能力。要在以学正风上下真功见实效，大力弘扬务实清廉俭朴之风，持续深化检视整改，以自我革命精神促进党性更纯正、党风更清朗、党纪更严明。要在以学促干上下真功见实效，树牢正确的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强化干的导向、激发干的动力、凝聚干的合力，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
会议指出，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是主题教育检视整改的重要载体，也是确保主题教育成效的重要举措。要认真落实中央部署要求，精心组织安排，做足各项准备，深入细致查摆问题，严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从严加强督导指导，确保专题民主生活会开出高质量、开出新气象、开出好成效。
（《陕西日报》2023年8月18日第1版）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是用来改造世界、改变世界的。它源于实践、指导实践，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其内容和表现形式都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鲜明的实践色彩、明确的现实指向。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只有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实践发展需要、人民群众愿望创立的，并且是在指导新时代波澜壮阔的创造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当我们与历史和实践同行，就能更好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核心要义、实践要求。这里，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和发展的着力点，提供深学细悟这一重要思想的八个视角。
（一）察大势。时代大势展示着历史发展的新趋势，汇聚着社会变革的新信息，蕴含着复杂多变的新机遇新挑战，体现着社会发展必然性与偶然性、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唯有正确判断形势，深刻认识国内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的时与势、危与机、有利与不利，才能为科学决策、政策调整提供充分依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宏阔的战略思维，深刻分析国内外大势，形成一系列重大论断。
就国内大势而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强调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机遇更具有战略性、可塑性，挑战更具有复杂性、全局性，挑战前所未有，应对好了，机遇也就前所未有”；作出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新论断，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新发展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我国发展具备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就国际大势而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世界多极化加速推进，“西强东弱”短期内不会改变，但“东升西降”的趋势不可阻挡。经济全球化是时代潮流和历史大势，但同时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正处在实现重大突破的历史关口。
这些重要论断，为我们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积极识变应变求变，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提供了科学指引。
（二）擘未来。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其能够超越其他政党的党派偏私，有效避免政策前后不一、左右摇摆，为既定目标接续奋斗，实现远大理想和阶段性目标相统一。马克思主义政党所拥有的独特理论优势，决定了其能够依据科学理论深刻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科学预见未来，明确奋斗目标，制定达至目标的行动纲领，不断增强工作的前瞻性、预见性、指导性，防止和避免盲目性、随意性、片面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时代发展新要求、人民美好生活新期待，科学擘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宏伟蓝图，提出一系列战略目标、战略布局、战略部署、战略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分两个阶段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并明确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围绕这些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等重大战略，还分别提出建设制造强国、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海洋强国、贸易强国、体育强国、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农业强国等强国目标。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对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也分别提出具体的目标要求，形成一个总分结合、覆盖全面、内容丰富的目标体系。
这些目标要求，为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提供了根本遵循。
（三）增自信。人民是历史的主人。马克思主义政党从事的事业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只有充分激发人民主人翁精神，鼓起人民群众创造美好未来的信心和勇气，汇聚蕴藏在人民之中的无穷智慧，形成全体人民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才能不断创造历史伟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唤起全体中华儿女的自信心、自豪感，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针对一个时期一些干部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心不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的光辉历史知之不多、了解不深，自觉不自觉地将西方发展模式、政治制度等奉为圭臬，以此来评判我国现实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开辟出来的，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符合中国国情、适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正确道路”；“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置身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巨变之中的中国人更有资格、更有能力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在这些重要思想指导下，中国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空前激发，创造活力空前迸发，防风险、迎挑战、抗打压的志气、骨气、底气空前增强。
（四）求变革。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具有一往无前的革命性品格，是社会变革最终的和最主要的动因。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始终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己任，总是通过主动变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前景。在执政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尽善尽美、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改革中日益完善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全面深化改革，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提出一系列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根据改革进入攻坚区和深水区的实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和时间表、路线图。习近平总书记着眼破除影响和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着眼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瓶颈，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自主创新；着眼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出要“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畅通社会向上流动通道、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着眼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强调要顺应经济全球化，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这些重要思想，成为新时代全方位、深层次、根本性改革的行动指南，推动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纵深推进，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确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
（五）治乱象。世界充满矛盾，人类社会就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存在的问题越多，矛盾运动越激烈，呼唤新思想的需求就越强烈，催生新理论的动力就越强劲。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历史担当、有力的政策举措，强力整治各种乱象。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对反复出现、久治难愈的问题，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对隐形变异、反弹回潮的老问题，紧盯不放，露头就打，形成了一系列整治乱象的理念、思路和办法。
针对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党中央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破题，持之以恒纠治“四风”。针对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风气不正，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强化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针对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不公、违法不究问题严重存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严厉惩治执法司法腐败。针对一些领导干部面对错误思潮只想当绅士、不愿当斗士，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等突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在全社会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针对一些地方过度开发利用资源、过度透支环境承载力等突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强调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着力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在这些重要思想指引下，我们党经过顽强努力，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为之一新，各项事业蓬勃兴旺。
（六）防风险。马克思主义政党从事的事业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在打破旧世界、建设新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注定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注定会遭遇各种旧势力的围追堵截，居安思危、知危图安，在化危为机中破浪前行，是其与生俱来的优秀品格。中国共产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砺挫折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历经百余年栉风沐雨，积累了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丰富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带来的风险挑战，围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应对突发事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
根据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面临的风险挑战日益增多，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的客观现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突出国家安全的整体性、全域性、系统性，强化“大安全”理念，深刻揭示了国家安全的时代特征和内在规律。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强调要运用制度威力、制度优势应对风险挑战冲击，完善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找到了风险防范化解的治本之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防范化解风险本领，既要有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的风险洞察力，又要有见事早、行动快的风险处置力，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这些重要论述，指引我们有效破解国家安全面临的各种难题，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续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
（七）谋大同。彻底解放全人类，建设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美好社会，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崇高理想。马克思主义政党自登上历史舞台之日起，就顺应世界历史潮流，高举国际主义大旗，把自身的历史使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矢志不渝为推动人类发展进步而斗争。中国共产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关系，提出一系列具有战略前瞻性和强大号召力的中国理念、中国主张、中国方案。
围绕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反映了人类社会共同价值追求，符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找到了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为破解全球发展难题、应对国际安全挑战、促进文明互学互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进步增添了更多正能量；还提出全球治理观、国际秩序观、正确义利观、新安全观、新发展观、合作观、人权观、生态观、文明观等重要理念，提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等一系列主张。
这些重要思想，不仅为当代中国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提供了根本遵循，而且为处在何去何从十字路口的世界提供了方向指引。
（八）强肌体。及时祛除影响党的肌体健康的各种消极因素，不断增强自身免疫力，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保持蓬勃生机活力的独特优势。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解决自身问题中不断走向成熟，锻造了强身健体的强大能力，确保我们党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形势任务发展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紧紧围绕回答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个主题主线，以刀刃向内、刮骨疗毒、去腐生肌的自我革命精神，及时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
针对一个时期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管党治党不力、一些贪腐问题触目惊心等突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指出要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要求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明确新时代党的建设方针、主线、着力点、总体布局和目标；提出自我革命是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必须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还就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扎实做好理论武装、选贤任能、强基固本、育才聚才各项工作提出许多新的重要论断和要求。
在这些重要思想指导下，党的领导全面加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提升，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人民日报》2023年7月4日第9版，作者，田培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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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深刻认识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牢牢把握“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的总要求，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学到手，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以这次主题教育为契机，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不断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为奋进新征程凝心聚力，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在全党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是党中央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动员全党同志为完成党的中心任务而团结奋斗所作的重大部署，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部署。我们要深刻认识开展这次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牢牢把握“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的总要求，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学到手，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迫切需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科学思想内涵十分丰富，涵盖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并根据新的实践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等各方面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和战略指引。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概括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六个必须坚持”，概括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六个必须坚持”内在贯通、有机统一，凝结着我们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宝贵经验和重大成果，体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认识论和方法论相统一的鲜明特色，共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这一科学思想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贯通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领域，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世界性贡献。在这一科学思想指引下，我们党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
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新思想指导新实践，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植根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相统一，在指导实践、推动实践中展现出巨大真理力量和独特思想魅力，是经过实践检验、富有实践伟力的强大思想武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掌舵领航，在于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为新时代伟大实践所证明的科学理论，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行动指南。只有运用这一科学思想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才能更好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洞察时与势、危与机，积极识变应变求变。只有以这一科学思想为指导，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新进展新突破，强化政治领导，丰富战略支撑，拓展实践路径，破解发展难题，激发动力活力，才能使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更加鲜明、优势更加彰显、前景更加光明。只有以这一科学思想为指导，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雄厚物质基础。只有以这一科学思想为指导，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才能经受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各种风浪考验。只有以这一科学思想为指导，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才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根本保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必将随着党的新的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深入推进，随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全面拓展而持续发展、不断丰富、更加完善。新征程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系统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贯彻落实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部署，就一定能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一步步变成现实，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引向深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是我们党创造历史、成就辉煌的一条重要经验。”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引向深入，为奋进新征程凝心聚力。
坚持多思多想、学深悟透。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坚持多思多想、学深悟透，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精髓要义、实践要求，做到整体把握、融会贯通。对各领域提出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各方面工作提出的具体要求，都要放在整个科学体系中来认识和把握，避免碎片化、片面性。通过学习教育，使党员、干部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忠实实践者。
全面把握这一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准确把握和运用好这一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六个必须坚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的重要体现，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和立场观点方法的坚持、运用和发展，是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点和“金钥匙”。只有准确把握包括“六个必须坚持”在内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更好领会这一思想的精髓要义，才能把思想方法搞对头，认识问题才站得高，分析问题才看得深，开展工作也才能把得准。
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要把这一思想转化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学习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思想境界、加强党性锻炼的一系列要求，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要坚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切实承担起组织推动学习贯彻的领导责任，带头把理论学习、调查研究、推动发展、检视整改贯通起来，有机融合、一体推进。坚持边学习、边对照、边检视、边整改，把问题整改贯穿主题教育始终，努力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方面取得扎实成效，奋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进程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人民日报》2023年5月17日第9版，作者，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核心阅读
我们既要看到西方现代化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深刻影响，更要看到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对世界历史发展的重大意义。中华文明有着独特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优秀传统文化等，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伟大征程上，必须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以中共二十大精神为指导，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团结奋斗，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我们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拓展和深化。为此，需要从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华文明发展史的宏阔视野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不断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
工业革命最早源于西欧，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也始自西欧。由于今天的发达国家主要是欧美国家和深受西方文明影响的资本主义国家，于是便出现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肩负起带领中国人民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任，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前进，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有力证明现代化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品”，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不能搞简单的千篇一律、“复制粘贴”。考察人类社会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包括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两个方面。从纵向上看，马克思、恩格斯根据经济基础特别是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将人类社会历史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五种社会形态构成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纵向序列。从横向上看，各地区、各部族、各民族、各国家在其发展初期大都处于封闭状态，后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的增加而开始对外开放交流，由彼此分散而逐步联系起来。横向发展开始发生在相邻地区、相邻国家之间，继而扩大到相邻洲之间，最后发展为具有全球意义的“世界历史”。
一个时期以来，很多人对人类社会发展史关注较多的是人类社会的横向发展，尤其关注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使得地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现象。一些人甚至误以为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必然趋势。这种误解造成一些人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进而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方面都以西方为标准，形成了所谓“西方中心论”。对此，我们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始终保持清醒认识。
其一，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由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发展的总趋势是不变的，同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具体发展阶段又有具体情况的不同。马克思指出：“不同的共同体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恩格斯指出：“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看，人类社会的横向发展会影响某些地区的纵向发展，这也是为什么西方现代化不仅仅局限于其诞生地西欧而向全球扩张的原因，但人类社会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存在着互为制约的辩证关系，不能以横向发展否定纵向发展，不能认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可以脱离自己的国情而完全西方化。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也是基于自身国情纵向发展的结果，并在一定程度上从横向发展上影响其他国家和地区，但西方现代化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是特殊性而不是普遍性，发展中国家无法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翻版。
其二，从世界历史的变迁来看，“东升西降”之势愈加明显，发展中国家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事业正在汇入人类现代化洪流之中。世界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虽然西方现代化开始兴起时曾经横向影响全世界，但随着欧洲30年战争后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雅尔塔体系相继瓦解，西方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制度越来越显示出历史暂时性，世界经济的重心逐步由西向东转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经济体快速发展起来，中国、印度等发展势头迅猛，中国2010年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前，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积极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全球政治经济版图，影响着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世界历史的发展，不再是西方发达国家单方面的作用，而是众多国家在自身纵向发展中不断走向现代化，继而共同产生横向影响的结果。
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既看到西方现代化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深刻影响，更看到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对世界历史发展的重大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我们对中国式现代化有着坚定的历史自信。
从中华文明发展史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中国特色，源于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五千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有着独特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优秀传统文化等。这决定了中国实现现代化不可能走西方现代化道路，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坚定不移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中国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从文明的起源看，与其他古文明大都是由一个点起源，然后沿河流单线发展不同，中华文明是在多区域多点同时并起，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长城以北等有多个文明区。到了距今四千年左右，出现了周边文明区向中原文明区汇聚的趋势，出现了夏商周三代以中原华夏文化为核心的“多元一体”早期文明发展格局。再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转化创新，形成了秦汉以后直至明清的文明发展格局。这一起源和发展历程决定了中华文明的许多特质。
早在一万年前，中国已由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食物的采集者发展为食物的生产者、动物的狩猎者发展为动物的畜养者，开启了北方以黄河流域与西辽河流域为核心的旱地粟作农业区，南方以长江流域与湘江流域、赣江流域、钱塘江流域等为核心的水田稻作农业区，以及这些区域内的畜牧生产。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农牧生产就在如此广阔的区域内长期绵延发展。在这种农牧生产基础上所形成的政治、文化等，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华文明的形态和特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深刻影响着中国对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中，我们能清晰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比如，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以民为本”到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到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下大同”到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等等。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家国一体”的爱国精神等，也都成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文化资源。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筚路蓝缕，跋山涉水，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中华文明的深厚历史底蕴，是我们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我们要有大历史观，从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来深刻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不断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坚定历史自信。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
马克思指出：“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将始终把自身命运同各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新助力，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创新作出新贡献。”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我们要坚定历史自信，努力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从发展模式看，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走的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叠加发展的“并联式”过程。从发展内涵看，西方现代化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而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中华文明有自己的形态和特质，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持续演进发展。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既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沛的文化养分和深厚的历史底蕴，也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智慧，能够极大推动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被纳入西方主导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中国国情，自立自强，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中国道路，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世界各国共同绘就百花齐放的人类社会现代化新图景作出重大贡献。
（《人民日报》2023年5月29日第9版，作者，江林昌，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核心阅读
中华文明为中国式现代化积淀深厚的文化底蕴，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积累丰富的经验智慧。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拓展，是由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是由我国独特的国情决定的，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中华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相互融通、彼此成就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为我们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
怎样对待本国历史？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在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
中华文明为中国式现代化积淀深厚的文化底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思想文化，记载了中华民族在长期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它们植根于中国人民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坚定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始终滋养着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赋予当代中国独特的发展优势，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深厚的文化底蕴。
中华文明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顽强生存和不断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为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是伟大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独特面貌，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
中华文明为中国式现代化积累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中华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也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能够给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重要启示。
中国式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拓展不是偶然的，是由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是由我国独特的国情决定的，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中国式现代化扎根中华大地，切合中国实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照搬外国模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华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我们党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强调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每一步拓展和推进，都是党团结带领人民基于中国国情和中华文化的实践探索，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5个方面的中国特色“既是理论概括，也是实践要求，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要求我们始终从我国人口规模巨大的国情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求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求我们既要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又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求我们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要求我们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同时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中国式现代化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提供了全新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成果，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不是抛开中华文明的另起炉灶，而是扎根中华文化沃土，在中华文明从蒙尘到更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逐步开创、推进和拓展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中国式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首先是因为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从未中断。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不是飞来峰，而是中华文明的长河行进到了现代化的渡口。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如果丢掉了这个“根”和“魂”，我们的现代化和文明发展就没有了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一切国家和民族的崛起，都以文化创新和文明进步为先导和基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同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正在为中华文明创新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我们坚信，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创新突破，中华文明必将顺应时代发展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吸吮着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只有充满自信的文明，才会在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的同时包容、借鉴、吸收各种不同文明。贯穿党的百年奋斗伟大历程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近代以后的深重苦难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从来就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面向未来，我们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秉持开放包容，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只有包容共存、交流互鉴，才能共同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坚持守正创新，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守正创新，就要在传承中华文明优秀文化基因的基础上，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当代表达。特别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充分吸收其中蕴含的治国理政的思想智慧、格物究理的思想方法、修身处世的道德理念，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
（《人民日报》2023年7月5日第9版，作者，黄一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
泱泱中华，历史悠久，文明博大。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高屋建瓴地概括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其中排在首位的是“突出的连续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这一重要论断为我们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把古代中国、现代中国、未来中国贯通起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体现在多个方面
古老的中华文明与古代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并称为历史最悠久的世界四大文明。但埃及、两河、印度三个地方的古代文明后来因种种原因由盛而衰、最终消亡，唯有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脉相承、从未中断，一直延续到今天。相比较而言，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堪称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观，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关于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可以从不同方面深化认识，其中以下几点至为重要。
第一，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自夏、商、周以下至清朝，政治实体衔接有序，均未因外力打击而中断，后一个朝代都自称是前一个朝代的继承者，都强调前朝何以失天下、本朝何以得天下，这实际上都是在强调本朝和前朝的联系。这种种联系的叠加，成为一个一脉相承的政治谱系。即使在十六国时期、南北朝时期以及五代十国时期，许多割据政权仍多是沿用此前出现的朝代名称，可见一脉相承的连续性意识根深蒂固。清朝后期，是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近现代史的连接点。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虽历尽艰辛磨难，但政治发展脉络清晰可循，文明传统历久弥新，具有突出的连续性。
第二，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中华文化传统从未中断。春秋战国时期，古代中国涌现出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墨子、孙子、韩非子等闻名于世的伟大思想巨匠，他们提出的思想主张、价值观念塑造了中华文化传统，对于后世的政治理念、人生哲学、社会伦理等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这些伟大思想巨匠的部分学说，在战国时的《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中已见端倪，继之则见于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司马迁《史记》中的诸子列传，刘向、刘歆父子《别录》《七略》和班固《汉书·艺文志》，其下又见于《七录》《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永乐大典》《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等文献目录学著作和大型文献汇编之中，可谓代代相传。同时，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像石渠阁会议、白虎观会议等学术活动的影响力，像《五经正义》《十三经注疏》等学术论著的权威地位，再加上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的倡导，这些因素都推动中华文化传统在中华大地传承不绝、流传至今。
第三，发达的中国史学是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的有力明证，凸显出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从未中断。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中国史官制度源于商朝，周朝与各诸侯国已有“国史”撰述。孔子据鲁国国史作编年体史书《春秋》，产生了极大影响。《春秋》之后的编年史，有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司马光《资治通鉴》、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毕沅《续资治通鉴》等。司马迁志在“继《春秋》”而著《史记》，以“纪传体”记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约三千年史事，是为中国史学上第一部通史。东汉班固断代为史，将西汉历史著成《汉书》，开纪传体断代史之先河。此后，从《后汉书》到《清史稿》，历朝历代都有正史撰述，甚至有的朝代不止一部，这些断代史连同《史记》《汉书》，合称“二十六史”。除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综合体史书，还有《通鉴纪事本末》系列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和《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典章制度史系列。这些体裁的史书贯通古今，全方位地展现了中华文明发展连续性的特点，堪称世界史学的瑰宝。这些史书作为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记录，代代传承、世世研习，使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从未中断。
第四，作为中华文明赖以流传的工具，文字语言从未中断。从文字方面来看，尽管现代汉字与甲骨文、金文相比变化很大，但由甲骨文到金文，由金文到小篆，由小篆到隶书，由隶书到楷书，由繁体楷书到简体楷书的发展过程十分清楚、完整。而且，不管字形发生了多大变化，字的构造总是以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为共同原则。这些原则如同一座联系古今汉字的桥梁，今人通过它们可以辨识古代文字。在语言方面，古今差异的确不小，但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词汇及专门术语上，语法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更重要的是，语言方面所有的变化都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发生的，后人可以沿着历代前人的解读拾级而上来读懂早先的古籍。从未中断的文字语言，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的重要标志。
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智慧
为何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脉相承、从未中断，一直延续到今天？这涉及许多方面的原因。古往今来，中国人民为维护中华文明的连续发展进行了艰辛努力，其中蕴含的中国智慧对于人类文明发展有着重要借鉴意义。比如，中国古代政治人物关于创与守、得与失、安与危、兴与亡等关系的讨论，大多蕴含着辩证的思想，反映出对于国家治理的谨慎态度，虽然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自身统治，但其中包含着一些不可违背的历史法则。对这些历史法则的遵循，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古代的许多政治人物都十分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并提出一些理念，形成独有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哲学，这种政治文化和政治哲学反过来又推动政治发展和文明发展，这对于中华文明的连续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西周统治者从商朝衰亡中汲取经验教训，强调“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把“天命”搁在一边，倡导以“德”治国，这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是较早的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借鉴。汉高祖要求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唐太宗君臣经常以短祚的秦、隋两朝为例，讨论历史借鉴问题。中国古代政治人物注重总结和借鉴历史经验，这对于维护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具有重要意义。
与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紧密联系的，是一些政治人物对国家治理所面临的艰难常怀深深的忧虑，所以都十分重视“创业”难还是“守成”难的问题。唐太宗与大臣们讨论过这一问题。类似的问题明太祖也强调过，他对群臣说：“诚思天下大业以艰难得之，必当以艰难守之”。正是这种忧患意识，让许多朝代在开国之初都能励精图治，推动中华文明发展。其景象正如唐代史学家杜佑所说：“汉、隋、大唐，海内统一，人户滋殖，三代莫俦。”中国历史上，文景之治、开皇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的出现，为中华文明连续发展并不断迈上新的台阶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国古代史学家对于中国历史的思考，往往表现出很强的历史纵深感，其所体现的历史见识对于政治人物具有重要影响，从而也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这从唐代杜佑的《通典》和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二书，看得尤为清楚。《通典》200卷，旨在阐述“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全书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法、州郡、边防九门，并以食货（经济）为首，反映了国家职能部门建制，强调国家对土地、户口进行管理的重要性。《资治通鉴》294卷，“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足见司马光深刻的历史见识和良苦用心。宋神宗称赞此书“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贞观政要》一书因具体地反映唐太宗君臣论政的诸多观念、方略，在辽夏金元时期得到政治人物的高度重视，被诏命翻译成各种民族文字而广为流传。可见，清人龚自珍所说的“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等语，对于中华文明发展而言确有深意，并非夸张之虚言。
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史学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维护和彰显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的内在要求。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我国史学家们所撰著的史学著作成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的有力明证，所彰显的历史见识对中华文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新时代新征程，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要自觉弘扬我国悠久的史学传统，为赓续中华文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史学贡献。
坚持“两个结合”，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坚持“两个结合”，要求历史研究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好提炼出来，有效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
坚定文化自信，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我们要建设文化强国，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要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必须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进一步总结中华文明关于治国理政的理念、经验、智慧，使之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并能在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互鉴中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民族复兴提供精神力量。从“述往事，思来者”到“征诸人事，将施有政”，体现的都是史学经世致用的功能和传统。史学之所以能够经世致用，是因为历史与现实是紧密联系的。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强大精神力量的支撑。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出更多精品力作，使之成为激励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人民日报》2023年7月18日第9版，作者，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并深刻阐述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源自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中华民族向来崇尚创新创造，主张革故鼎新。《周易》中的“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礼记·大学》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语，都饱含着创新精神。公元554年成书的《魏书》首现“创新”一词，书中记载“革弊创新者，先皇之志也”。几千年来，创新精神活跃于中华民族各个历史时期，体现在中华文明各个方面。中华文明在应对内外环境变化中不断变革，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因而能够始终保持生机活力，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以创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我国古代物质文明成就所体现出的创新性
包括文明赖以存在的物质资料生产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状况的物质文明，体现生产力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有关资料，中国历史上的科学技术在生产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经过夏、商、周三代的发展，在秦汉时期形成自己的范式，其后经历了南北朝、北宋和晚明三次高峰期。
秦汉时期，中国完成了诸如纸、指南车、记里鼓车、手摇纺车、织布机、水碓、龙骨水车、风扇车、独轮车、钻井机、浑天仪和候风地动仪等许多重大技术发明，形成了算学、天学、舆地学、农学和医学五大学科范式。南北朝时期，数学家祖冲之计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至3.1415927之间，这一精度保持近千年之久；农学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中国农学体系的成熟。北宋时期，毕昇在雕版印刷全盛的时代发明胶泥活字，开活字版印刷时代之先河；曾公亮等人编著的《武经总要》记载了火药配方和包括火箭在内的各种火器，以及用于航海的水罗盘指南鱼的制造方法；沈括在数学、物理、天文、地理和工程技术诸多领域都作出创造性的贡献，并作为全才型科学家而享誉世界。晚明时期，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提出了接近现代的本草学自然分类法；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简要而系统地记述了明代农业和手工业的技术成就，其中包括许多世界首创的技术发明。
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闻名于世的科技成果，在农、医、天、算等方面形成了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取得了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一大批发明创造。马克思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这些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发展成就，是古代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也充分证明创新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力，创新性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突出特性。
我国古代制度文明成就所体现出的创新性
制度文明是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有效管理社会的规范体系成果，主要功能在于满足人们的社会生活需求、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们生命和财产安全等，包括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治理体系等。我国制度建设源远流长。《周易》中就记有“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大意就是以典章制度为节制，就不会伤财害民。我国历史上不仅创造了闻名于世的科技成果，也创造了世界领先的制度文明。
比如，我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历经多次变革。周朝实行分封制。秦朝统一中国后，除都城设内史管辖外，在地方上采用郡县制，将全国划分为36个郡（后增为40多个郡），郡下设县。汉承秦制，早期实行郡县与封国并行的制度，武帝以后直到东汉末期基本上采用郡县制。东汉末期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郡、县两级之上设州一级地方政权建制，形成州—郡—县的三级行政区划制度。元代确立行省制度，行省成为州、府之上的地方行政区。这些变化反映了我国古代治理体系的创新发展，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治理智慧。我国古代制度文明和治理智慧，可以为我们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
又如，我国自古以来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积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夏、商、周的法律以习惯法为主，礼刑并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变化，成文法陆续颁布。比如，秦国奉行法家学说，任法为治。商鞅在李悝《法经》的基础上，改法为律，制定《秦律》。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将秦国的法律推行至全国，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封建法制。隋唐时期是中国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隋朝制定《开皇律》，在封建法典中占有重要地位。唐朝编定《唐律疏议》30卷，为大唐盛世奠定了法律基石，成为中华法系的典范。不仅如此，《唐律疏议》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还超越国界，成为不少国家学习的范本。在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中华法系，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
我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人才选拔制度等，都是随着社会发展不断改革创新发展的，而且在持续推陈出新中维系着中国古代制度文明的连贯性与整体性。
我国古代精神文明成就所体现出的创新性
精神文明是文明社会的观念和意识形态，是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包括伦理道德、思想理念、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成就。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想理念、价值和道德规范。比如，孔子最早提出“仁”“礼”“义”三个范畴，孟子进一步提出“仁义礼智”四个范畴，董仲舒在此基础上加了一个“信”，发展为“仁义礼智信”五常，成为当时普遍认同的价值标准。此后，“五常”一语频频出现在史籍中，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又如，宋代在综合先秦儒家道德观念的基础上，形成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体现着评判是非曲直的道德标准，为中华文明注入深厚的伦理责任和家国情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发展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等学术发展阶段，产生了儒、释、道、墨、名、法、阴阳、农、杂、兵等各家学说，形成了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等诸多思想元素。这些哲学思想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发展奠定了哲学基础，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的工艺美术历史悠久、品种繁多、技艺精湛，起源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的石器。此后，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中国的青铜器、陶瓷、丝绸、刺绣、漆器、玉器、珐琅、金银制品和各种雕塑工艺品等，都取得了辉煌成就。这些工艺品浸润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审美意识，展现了中华审美风范。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充分反映了中国工艺美术的高度发展及其对世界文化的影响。
几千年来，中国古代精神文明不断发展变化、不断融合创新，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中国古代精神文明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
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创新始终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整个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回望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史，无论是物质文明、制度文明还是精神文明的丰富发展，都是发扬创新精神取得的成果。历史充分证明，中华民族是具有伟大创新精神的民族，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继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还有许多未知领域，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去大胆探索和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我们要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在新征程上更有效地推动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各方面创新，我们一定能够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人民日报》2023年7月24日第9版，作者，何星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拥有14亿多人口而又精神上文化上高度团结统一的国家，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将“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作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的重要论述，对于我们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勇往直前、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具有重大意义。
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的历史表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了56个民族多元一体、交织交融的融洽民族关系，形成了守望相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从古至今，各民族都为祖国大家庭的形成和发展贡献了力量。建立了向内凝聚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和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的重要历史表现。
建立向内凝聚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我国地理特征为西高东低，大江大河多呈“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势。这样的地理条件决定了中原地区的黄河流域自然环境比较优越，经济发展较快，文化水平比较先进，能够对周围地区产生辐射力和吸引力。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华夏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中原地区的华夏族从黄河中下游向外发展，逐步形成了汉族；生活在中原地区周边的少数民族部落逐步向内聚集，形成了多民族融合互动、向内凝聚的自然历史过程。此后，我国历史上的政治局面大致可以归为三类，即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王朝、以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主建立的统一王朝、多民族王朝并立，这三类政治局面都表现出极强的向内凝聚特性。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王朝通过中原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协同和带动周边少数民族发展，形成强大的向内凝聚力；以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主建立的统一王朝本身就是向内凝聚的产物，这些王朝入主中原后又极大地带动了周边少数民族向内凝聚的趋势；在多民族王朝并立的时期，各并立的王朝都以正统自居，并极力争夺中原地区的“正统”地位，即使在这样的时期，大一统思想依然在起作用，中华文明依然表现出突出的统一性，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的内聚性依然在发展。这些历史现象的产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秦朝实行“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成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起点。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这表明，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各民族逐步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向内凝聚的结果使中华文明呈现出突出的统一性。
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多元一体”中的“多元”和“一体”深刻反映了中华民族各民族内在的多样性和统一性之间辩证和谐的共同体关系，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模式。目前我国有56个民族，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各自的文化传统，此为“多元”。不过，这些民族从来不是以相互隔绝、相互排斥状态出现的，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相互嵌入，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形成了共同体，此即“一体”，这就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各民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形成了强烈的共同体意识、共同价值追求和文化认同，56个民族这个“多元”在中华民族这个“一体”中得到充分体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人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救亡图存的历史。在外来侵略寇急祸重的严峻形势下，我国各族人民手挽着手、肩并着肩，英勇奋斗，浴血奋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侵略者，捍卫了民族独立和自由，共同书写了中华民族保卫祖国、抵御外侮的壮丽史诗。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危急时刻，各民族总是能够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生动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
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对于中华民族发展的重大意义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突出统一性对于中华民族发展的重大意义，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其丰富历史内涵和鲜明时代价值。
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大地上各民族通过交往互动，逐步形成了水乳交融的和谐关系，共同营造了统一的共有精神家园。这个统一的共有精神家园容纳和融合了各民族各具特色的文化，最终融为一体，并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上中华民族虽曾遭遇很多挫折，但中华文明始终一脉相承、绵延至今，一个基础性原因就是在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作用下，中华民族各民族拥有“融为一体”的共有精神家园。
中华民族各民族拥有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国土是中华民族各民族共同生活、繁衍生息的疆域和空间，是我们前辈世世代代留下来的极其宝贵的不动产。在中国历史上，一切分裂国土的行为都没有好下场，都受到了历史的惩罚。现在和未来，一切妄想分裂国土的行径也都不会有好下场。国家是中华民族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在中国历史上，一切搞乱国家的行径都受到了历史的无情审判。现在和未来，一切妄想搞乱国家的行径也必然遭到全体中国人民的反对和谴责。在中国历史上，中国人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宝贵经验教训是，团结统一是福、分裂动荡是祸。现在和未来，一切妄想拆散民族的行径也一定会遭到历史的惩罚和人民的唾弃。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我国先民创造的许多伟大文明成果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现代中国和未来中国必定传承中华文明，必然走自己的文明之路。
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自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至今的2000多年里，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主流。中国历史上的教训时刻提醒着我们：国家分裂必然意味着社会动荡，而社会动荡则是生灵涂炭的开始，绝不能容许国家分裂的历史悲剧重演。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告诉我们，国家统一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永远都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
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全国各族人民命运所系。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表明，一个羸弱的国家不可能维护住国家的核心利益，不可能保护好各民族群众，不可能给全体中国人民带来幸福安宁。新中国的成立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历史经验充分证明，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才能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才是各族人民利益所系、幸福所系、命运所系。
为深入研究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贡献史学力量
古往今来，历代中国人民都用自己的行动维护着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面向未来，我国历史研究工作者应不断深化研究，为传承和巩固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贡献史学力量。
做好重大学术问题研究。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研究的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重大问题为抓手，做好中华文明突出统一性的学术研究工作。具体来看，我们要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讲清楚中华文明是什么样的文明、中国是什么样的国家，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等等。
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国古代思想家和历史学家所确立的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中华民族始终把大一统视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塑造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大一统传统和理念具有重要时代价值。中国历史研究院首批重点课题之一《清代国家统一史》从国家统一的视角客观阐述清代国家实现统一、巩固统一和维护统一的历史进程，较好地体现了大一统思想。我们要继续做好古代大一统思想的深度研究，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大一统传统与现代国家统一的有机衔接，不断筑牢中国人民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
深入总结历史经验。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少数民族纳入中国史，随后的历代史著都延续这个体例和传统。这些史著真实客观和系统地记载了中华民族各民族融为一体的历史事实，体现出我国古代史学维护中华文明突出统一性的担当。今天，我们要着力提高中华文明突出统一性的研究水平，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深入总结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实现、巩固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经验，揭示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规律，把握国家统一的历史趋势，推动有关中华文明突出统一性的历史研究不断走深走实，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
（《人民日报》2023年7月31日第9版，作者，邢广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为什么会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其原因可以从多方面进行分析，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发展进程和厚重的文化底蕴来找寻答案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中华文明孕育发展所处的独特地理环境，有助于形成具有强大向心力和凝聚力的主体文化。中华民族长期高度发达的文化，有助于形成强大文化定力和文化自信。正是由于这种文化主体性和文化自信，让包容性成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文明交融的悠久历史
考察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特别是早期进程可以发现，地理环境往往是影响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与其发展所处的独特地理环境密切相关。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并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我国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在起源和早期演化阶段，就孕育产生兼收并蓄、向内凝聚的文明基因，为文明多元一体发展奠定基础。这与我国独特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我国周边为海洋、高山、草原、荒漠等，东中部地区有幅员广阔、资源丰富的平原与盆地。这样的地理环境自成一体。在我国内部，地貌复杂、生态多样，许多地区农业生产条件优越，利于人口聚集，形成了整体互补、相对自足的地理格局。
距今一万年前，中国辽阔大地上就开始出现星星点点、独立发展的早期文化。在新石器时代，这些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已颇具规模。比较有代表性的如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黄河中下游的中原龙山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以及华南各地方文化，等等。随着生产进一步发展、人口不断增加，一些区域文化出现某些国家的初始形态，呈现“万邦林立”的局面。分散的早期文明各自向更高层次发展，同时相互之间逐渐有了复杂的互动交流。这种交流让人们意识到，和平相处、互相学习可以获得更好的发展。因此，在中华文明早期发展进程中，不同地区文明聚落相互包容协商、文化交流融合，就成为处理相互关系的理性选择。
后来，由于中原华夏文明所处地理位置和资源相对优越，不断吸纳、融合周边族群与文化，形成了具有强大向心力和凝聚力的文化。这种文化对其他文化具有较强吸引力，呈现出周边向中心汇聚、内部自足更新的发展态势。这种态势被学界形象地称为“重瓣花朵式”结构，而中原文化就是整朵花的“花心”。《尚书·尧典》记载了帝尧时代“协和万邦”的情境。这种“协和”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文化影响的扩大而非武力征服实现的。可以看出，文明的交流融合促进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并在这种发展进程中更加凸显和平性、包容性。
文化发展的自信开放
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包容性，与文化长期高水平发展、领先于世有很大关系。这种文化发展状况塑造出高度文化自信和开放包容心态。《左传·哀公七年》对大禹时代“涂山之会”的记载中说“执玉帛者万国”，意思是许多文明对中原文明表现出景仰。从中可以看出，在那个时代不同文明相互交流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到了殷周时代，中华文明已经发展出较为完备的文字体系和成熟的礼乐文化。系统而完整的西周礼乐制度，从礼器到乐器等，形成了严格的使用规制，对后世影响深远，周礼文化也与其他地方文化不断融合。先秦时代百家争鸣，不同流派提出各种思想，相互争论又相互学习，使得那个时代学术思想大放异彩。后世许多思想的核心内容在那个时代萌发，中国成为古代轴心文明发祥地之一。秦汉以后，中国逐步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大一统国家，发展出在古代社会较为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相对完备的治理体系。高度发达的文化、统一稳定的国家、治理有效的制度、勤劳坚毅的民众，加上得天独厚的农业生产条件和历代“以农为本”的基本国策，让中华文明在人口数量、经济实力、政治发展和思想文化上长期领先于世界，不仅对周边少数民族保持着巨大吸引力，对亚洲和世界文明进步也作出巨大贡献，产生深远影响。
中华文明长期高度发达、绵延不断，让中华民族从未向外部敌人屈服，也发展出鲜明的文化主体意识和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这种心态并不是盲目的文化优越和文化自大，而主要表现为对如何看待天下、如何与天下共处的一种自信博大胸怀。在古人眼里，天下为公、大同社会是理想，天下是一家人，文化上认同就可以和平相处。这样的心态彰显着宽广视野、博大境界。“行天下之大道”“抱一为天下式”“一同天下之义”等主张，为文化兼收并蓄提供了思想理论支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充满自信的文明才能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包容、借鉴、吸收各种文明的优秀成果。”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各民族在长期历史演进中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在文化上相互学习借鉴，逐步形成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共同塑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长期高度发达并具有文化自信，不仅能消解外来文化的冲击、入侵，更发展出强大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通过吸纳多地区、多民族的不同文化，融会贯通、浑然一体，促使民族文化不断新陈代谢、创新发展。佛教传入中国后形成中国佛教，西方的天文、数学传入中国，等等，这些例子说明历史上不断有各种文化元素融入中华文明，彰显着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内在特质，也成为中华文明永葆生机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天下大同的传承弘扬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还与古代中国形成的四海一家的天下大同理念有着深刻关联。在古代社会，治理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多民族的超大型国家，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历朝历代都采取各种措施来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其中，文化上的包容接纳也是一种有效手段。
中国人很早就有天下大同理念，提出“以德服人”“有容乃大”的理念，“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的价值取向。狭隘的种族、地域等观念，从来都不是中华文明的主流。“太平”之世是一种政治理想，是一个天下大同、四海一家的大一统社会。文化是维系这种太平的重要纽带，提倡统治者致力于使“声教讫于四海”，“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用道德教化、文化影响而非武力征服来维护天下稳定。对于思想和文化的差异，应以博大胸怀“通万方之略”，抱持“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理念，以“和而不同”的态度处理文明之间的关系。
同时，中国人主张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学习。西周末年，史伯就提出“和实生物”，认为“以他平他谓之和”。这意味着“他”不能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如果单一就是“同”，而“同则不继”，是难以发展的。多元要素之间通过互动、互补达到平衡、和谐状态。这种观念深刻影响后世。比如儒释道三大文化形态，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相互交融、取长补短、共同发展，而不是以消灭对方为目的，充分体现了“和而不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天下大同等理念在中国世代相传。”正因为拥有这种大度开放包容的精神，中华文明能够不断接纳、融合不同民族和文化传统，不断消化吸收外来文明精华，在多民族文化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汇中不断发展壮大。
在今天全球化和多元化的世界中，中华文化这种“和而不同”的融合传统具有重要意义。带着对“和而不同”的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来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坚持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文明是多样的理念，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交融，促进世界各国相互理解与信任，夯实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的体现。历史充分证明，坚持兼容并蓄、开放包容，人类文明才能不断发展繁荣。不同文明只有加强对话、互学互鉴，人类文明才能熠熠生辉。我们要尊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共同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携手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人民日报》2023年8月7日第9版，作者，王学典，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
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在中华文明中，“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睦邻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理念世代相传。和平性是中华文明思想理念的精华，是中华民族深沉的精神追求，也是建设更加美好世界的必然要求。
诸多元素塑造出中华文明的和平性
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诸多元素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
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为塑造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提供了精神支撑。《周易》中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为大地的气势宽厚和顺，君子应以宽厚之德对待天下民众和事物。《大学》开篇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论语》中讲“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激发人们弘扬光明正大的德性，自觉把“道”弘扬光大。这种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经过中华儿女的践行传承与历史长河的淘洗积淀，形成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种“推己及人”的人己关系准则，以道德秩序构造出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为塑造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提供了理想支撑。《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推崇天下为公的治世之道，倡导公共意识、公共道德，引导人们超越个体、休戚与共，各有所养、各尽所能，胸怀天下、谋求大同。中国古人讲，“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认为“天下”并不是个别人、个别国家、个别民族的天下，而是所有人、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天下，表达出所有人、所有国家、所有民族都应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守望相助的愿望和理想。
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为塑造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提供了实践支撑。“讲信修睦”源自《礼记·礼运》，讲的是要相互讲信守义、建立和睦关系；“亲仁善邻”出自《左传·隐公六年》，讲的是要亲近仁道、友善邻国，这是治理国家的方略。中华文明是推崇信义、和睦、仁道、友善的伟大文明。个人、团体、民族、国家之间讲信守义、和睦相处、仁爱相助、友善邻里，是中华民族基于明德追求与大同理想而形成的处世之道、交往之道。丝绸之路就是这种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结出的硕果。公元前100多年，中国开始开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中国与亚欧大陆上的先人们不畏艰险，探索开辟出多条连接亚欧非的贸易和人文交流通路。南北朝时期沈约在《宋书》中讲“舟舶继路、商使交属”，记载了丝绸之路上商贾、使者来往频繁的热闹场面与繁荣景象。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世代相承、薪火相传。今天，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加强互联互通、共谋繁荣发展，赋予讲信修睦、亲仁善邻交往之道新的时代内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其他重要元素，也为共同塑造中华文明的和平性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等，都对中华文明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的拘囿，形成开放包容、平和中正的文明特质作出了贡献。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和”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之一，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华文明是一种“和”的文明。中华文明的精神理想平和而坚毅，胸襟宽广而开阔，有着深切关注人类命运的天下情怀。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倡导慎战不战。历史上，中国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却从未殖民和侵略他国。《左传》中讲“止戈为武”，意思是说止息兵戈才是武功，能止战才是真正的武功。“武”的真谛是消除战争、安定百姓。《孙子兵法》开篇就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主张慎战不战。同为早期兵法著作的《司马法》第一篇是《仁本》，核心思想是战争要贯彻以仁为本原则，“国虽大，好战必亡”就出自于此。中国人很早就懂得，和平对文明的保障作用，也深知战争对文明的破坏作用。信奉丛林法则，以强欺弱、穷兵黩武，必将走向灭亡。几千年来，和平性已经深深烙在中华文明的特质里，刻进中华儿女的基因里，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中。
倡导相互协调。从和平、和睦到和谐、和合，中国人对“和”的探究，不止体现在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上，还深入到自然法则、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来理解“和”。“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要追求通过协调发展而达到“和”的理想境界和完美秩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键在于做到“天人合一”；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关键在于做到彼此尊重；实现人自身的和谐，就要做到身心两方面的协调，通过实践和自省提升自己的人格和道德。
倡导共生并进。中国人所讲的“和”并不是完全相同、毫无变化的，并不追求单一、静止、无差别的和谐，而是在尊重事物多样性和差别性的基础上，通过相互协调、相互作用，达致更高层次的和谐统一。《孟子·滕文公上》讲：“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告诫人们不能简单粗暴对待事物的差异，不能强制消除差别。《论语·子路》中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追求的是内在的和谐与友善，而不是表面上的相同与一致，这正是人类个体之间、群体之间共生共存的基本法则。可见，“和”的精神是一种对他者的承认、对差别的尊重、对异己的包容，以达到求同存异、和谐共生。
倡导交通成和。《周易》中讲：“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意思是说天地阴阳交合，方有万物的生养畅通；社会上下交流沟通，方可志同道合。《庄子·田子方》中讲：“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中国古人认为，开放交流才能发展进步、充满活力，才能达致“和”的状态。《礼记·学记》中讲：“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周易》中讲“君子以朋友讲习”，意在提倡朋友之间互相讲习交流、互相学习借鉴、互相受益进步。中华文明是在中华大地上生长出来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中华文明对待其他文明，始终秉持和平包容的态度，而不是排斥、对抗、征服，并通过积极的对话交流汲取不同文明所长，在借鉴吸纳中实现创新超越。这种“和”的智慧让中华文明能够绵延发展、不断壮大。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历史根基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为新时代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历史根基、提供了充沛文化滋养。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着热爱和平、崇尚和睦、追求和谐的理念。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没有主动挑起过任何一场战争和冲突，没有侵占过别国一寸土地。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进程，反对军备竞赛，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是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中国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在全球安全治理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回顾世界历史，一些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对外侵略、殖民、掠夺，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中国不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老路，不照搬西方国家发展模式，不靠殖民掠夺，不转嫁矛盾，通过独立自主、艰苦奋斗，通过与其他国家互学互鉴、合作共赢，在和平发展道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掀开了人类现代化史上的崭新一页，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作出重要贡献。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着天下大同、共生并进、交通成和的理念，今日中国以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的大国担当将这些理念发扬光大。中国毫不动摇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加大对全球发展合作的资源投入，坚定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共同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共建“一带一路”已经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有力提升了中国对外开放能力、共建国家发展水平与国际合作新范式的韧性和活力，为全球发展注入了更多强劲动能。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决定了中国能够站在人类整体利益的高度思考人类的前途命运问题，坚持团结合作，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中国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更好发挥作用，扩大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合作机制影响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求和平、谋发展，凝结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蓬勃发展的智慧。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给予我们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底气和丰富智慧。我们要继续深入挖掘中华文明和平性的丰富内涵，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出更多中国方案，使之在人类应对风险挑战、开辟光明未来的道路上彰显更大的价值、更强的力量。
（《人民日报》2023年8月14日第9版，作者，王杰，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