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进行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内容是建设文化强国，目的是总结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成就，分析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对加快建设文化强国进行思考。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推动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文化创造生机勃勃，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更加繁荣，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同时要看到，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深刻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文化强国建设仍存在不少短板和不足，必须高度重视，认真研究解决。
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文化强国建设作出部署，去年我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也就此提出了一些新要求。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我们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指导思想，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
第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我们党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引领文化发展进步，带领人民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我多次讲过，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这里最关键的，就是必须把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原则落实到位，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在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筑牢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既要坚定道不变、志不改的信心和决心，又要适应时代发展变化，主动识变应变求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紧紧围绕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不断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发展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
第二，着力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造。要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把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围绕提高文化原创能力，改进文艺创作生产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孕育催生一批深入人心的时代经典，构筑中华文化的新高峰。要坚持出成果和出人才相结合、抓作品和抓环境相贯通，积极营造良好文化生态，充分发扬学术民主、文艺民主，支持作家、艺术家和专家学者扎根生活、潜心创作，推动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持续迸发。
文化与科技相生相促。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用互联网思维和信息技术改进文化创作生产流程，推动“硬件”和“软件”全面升级，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涌现，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
第三，始终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文化强国之“强”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眼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能力，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要重视发挥文化养心志、育情操的作用，涵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
文化创造核心在人。要把育人才、建队伍作为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统筹各类人才培养，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锐意创新的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要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建立健全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文艺和学术评价体系，完善符合文化领域特点的人才选拔、培养、使用、激励机制，营造识才、重才、爱才的良好政策环境。
第四，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结着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基因和密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的整体保护和活态传承。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制机制，加快完善法规制度体系，加强工作力量配备和管理资源整合，切实增强权威性、协同性、约束力。
第五，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家文化影响力竞争也日趋激烈。作为负责任大国，我们必须更加主动地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要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加大外宣工作统筹协调力度，创新开展网络外宣，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
开放包容是文明发展的动力源泉。近年来，我国一些文学作品、网络游戏、网络影视剧成功“出海”，到中国旅游成为海外民众的新时尚，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力量、对外开放的力量。我们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推动更多富有历史文化底蕴、反映当代中国生活、具备国际文化视野的作品走出国门。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创造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外的文化成果。
建设文化强国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任务。要加强党中央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文化建设领导管理体制机制，搞好规划设计、统筹协调、任务分工、督促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文化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做好干部配备、人才培养、资源投入等工作，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汇聚起文化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10月28日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求是》2025年第8期）
暮春时节，生机盎然。在中越建交75周年之际，应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同志和越南国家主席梁强同志邀请，我即将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以来第四次踏上这片美丽的土地，我期待同越南领导人畅叙友谊、共商合作，擘画新时代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新蓝图。
中国和越南是社会主义友好邻邦，拥有共同理想信念和广泛战略利益。在探索符合各自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中，两党两国人民早年结下的深厚友谊不断升华。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符合两国共同利益，有利于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中越命运共同体传承于鲜明的红色基因。两国革命先驱携手探寻救亡图存道路，为世界取得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广州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广西靖西“越盟”办事处等革命旧址是中越革命友谊的历史见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胡志明主席先后在延安、桂林、重庆、昆明等地参与和支持中国抗战。中国派出军事顾问团和政治顾问团支持越南人民抗法斗争，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全力支援越南抗美救国正义事业。“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成为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
中越命运共同体发轫于深厚的政治互信。近年来，我同阮富仲总书记、苏林总书记等越南领导人多轮互访，为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定向把舵。两党两国高层密切互动，中越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两党理论研讨会、边境国防友好交流、两国公安部合作打击犯罪会议等机制有效运转，两国立法机构联委会等高级别机制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成功举行。在许多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中越两国立场相近、协作密切。
中越命运共同体植根于丰厚的合作沃土。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背景下，中越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更趋紧密。中国连续20多年是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2024年中越双边贸易额突破2600亿美元。榴莲、椰子等越来越多越南优质农产品走进中国千家万户。两国铁路互联互通和智慧口岸建设有序推进，光伏、垃圾发电等清洁能源项目有力保障越南电力供应，中国企业承建的河内轻轨2号线方便了市民日常出行。中越两国相互成就、共同发展，生动诠释了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合作的意蕴。
中越命运共同体推进于密切的人文交流。这些年，中越人文交流步子越迈越大，两国民众越走越亲。2024年中国赴越游客超过370万人次，德天（板约）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正式运营、多条跨境自驾游线路开通，让“一日游两国”成为现实。中国影视作品、电子游戏成为越南青年热议话题，带动越南“中文热”持续升温。不少越南歌曲登上中国互联网热搜，河粉等越南美食吸引不少中国民众品尝。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面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中国经济迎难而上，2024年实现5%的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继续成为世界经济重要引擎。中国新能源产业、人工智能和动画影视全球瞩目。中国将坚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世界提供更多机遇，以自身高质量发展助推各国共同发展。
亚洲是全球合作发展的高地，正站在实现整体振兴新起点上，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将保持周边外交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坚持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合作，共同推进亚洲现代化进程。
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越南即将开启民族发展新纪元、朝着建党建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中国始终将越南视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我们要全面深化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深化战略互信，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壮大。要坚持高层引领，发挥中越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深化党际、政府、军队、执法安全等对口部门合作，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共同维护政治安全。中方愿同越方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共同探索和丰富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
——坚持合作共赢，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两国政府关于共建“一带一路”与“两廊一圈”框架对接的合作规划，打造更多经济、技术合作平台。中方愿同越方推进越南北部3条标准轨铁路项目合作，建设智慧口岸。中方欢迎更多越南优质商品进入中国市场，鼓励更多中国企业赴越投资兴业。双方要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拓展5G、人工智能、绿色发展等新兴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加强人文交流，拉紧民心相通纽带。要以今年举办“中越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开展丰富多元的人文交流。中方欢迎越南民众多到中国各地“串门”，也鼓励中国游客到越南风景名胜“打卡”。要共同办好中越青年友好会见、边民大联欢等有温度、接地气、聚民心的人文交流活动，深挖红色资源，讲好两国人民友好故事，把中越友好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
——密切多边协作，促进亚洲繁荣振兴。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一道，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贸易战、关税战没有赢家，保护主义没有出路。要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要加强在东亚合作、澜湄合作等机制内协调配合，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妥善管控分歧，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越两国解决陆地边界和北部湾划界的成功实践表明，双方完全有能力、有智慧通过协商谈判解决好海上问题。双方要落实两党两国高层共识，发挥好海上谈判机制作用，妥善管控海上分歧，持续扩大海上合作，为最终解决争议积累条件。要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排除干扰、聚同化异，将南海真正打造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愿同越南一道，携手前行、继往开来，续写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新篇章，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人民日报》2025年4月14日第1版）
应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易卜拉欣陛下邀请，我即将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我时隔12年再次到访这个美丽的国家。我期待亲身感受马来西亚新发展新变化，同马来西亚朋友畅叙友情、共话合作。
中国同马来西亚是隔海相望的友好邻邦。海上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切水不断”的世代情谊随着历史演进愈益深厚。1300多年前，中国唐代义净法师渡海求法途经马来半岛，首次用文字记载下古吉打王国历史。600多年前，中国明代航海家郑和7次远洋航海中5次到访马六甲，播撒和平友谊种子，马六甲的三保庙、三宝山、三宝井承载着当地人民对他的深深怀念。80多年前，马来西亚南侨机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奔赴云南，帮助打通滇缅公路这条生命线。这些佳话至今仍在中马两国人民中广为传颂。抚今追昔，中马双方要共同努力，让这艘从历史长河中驶来的友谊之船再添动力、行稳致远。
我们要把牢战略引领的船舵。51年前，中马两国领导人冲破冷战阴霾决定建交，开创了中国同东盟国家关系的先河。建交以来，中马双方始终立足战略自主，尊重彼此发展道路，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树立了国与国相互成就、合作共赢的典范。2023年，我同安瓦尔总理就共建中马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双边关系开启历史新篇章。双方要密切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落实好两国政府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以高水平战略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发展。
我们要厚载务实合作的压舱石。2024年，中马双边贸易额达2120亿美元，比两国建交时增长近千倍，中国连续16年成为马来西亚第一大贸易伙伴。马来西亚鲜食榴莲一天之内就可以从果园运送到中国超市，深受中国老百姓喜爱。马中关丹产业园区累计完成投资超过110亿元人民币，入园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将创造许多长期就业岗位。两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产业投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潜力不断释放。双方要深化互利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合作，重点推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蓝色经济、旅游经济合作，助力各自现代化进程。
我们要划好人文交流的船桨。中国和马来西亚相互给予对方国家公民免签待遇。2024年，两国人员往来近600万人次，超过新冠疫情前水平。“马来西亚，亚洲魅力所在”这句广告语道出了马来西亚文化、历史、风光的独特妙处，吸引众多中国游客前往休闲观光。同时，越来越多马来西亚游客到访中国，领略丰厚“古风”和斑斓“今韵”。中马两国人民要像走亲戚一样常来常往，促进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增进彼此特别是青年一代相知相亲。
我们要扬起多边协作的风帆。中马两国同为亚太重要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经济体、全球南方成员，在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开放包容发展等方面拥有相近立场，在东亚合作、亚太经合组织、联合国等框架内开展紧密协作。中方欢迎马来西亚成为金砖伙伴国，这顺应了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时代大势，有利于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联合国成立80周年，也是万隆会议召开70周年。双方要密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
中马两国是安危与共、荣辱与共、患难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两国共同的谚语，道出了中马命运共同体的真谛。双方要勇立潮头、奋楫争先，共同开辟发展、壮大、繁荣的美好前景。
中国和东盟各国的友好合作穿越时代风雨、历久弥坚。中国在东盟对话伙伴中最先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率先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东盟合作在区域合作中最务实、最富有成果。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等挑战和经济全球化逆流，双方互帮互助，双边合作愈发坚韧。2024年，中国东盟贸易额突破9800亿美元，连续5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谈判实质性结束。越来越多东盟国家优质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千家万户，中国文学、动画、影视作品等纷纷走进东盟国家，带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充满魅力的现代生活气息。
中国坚定支持东盟团结和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中国全力支持马来西亚履职2025年东盟轮值主席国，期待马来西亚作为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更好发挥桥梁作用。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愿同各国一道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中国把2025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定在5%左右，将继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分享发展机遇，为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团结就是力量，合作才能共赢。中国愿同马来西亚和其他东盟国家一道，顺应和平与发展历史潮流，抵御地缘政治和阵营对抗暗流，冲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破浪前行，携手打造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人民日报》2025年4月16日第1版）
深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体系的原创性贡献
法者，治之端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法治作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标志，为各国人民所向往和追求。法治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孜孜以求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创造性提出了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重大创新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是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的基石。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概念和理论，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关乎全面依法治国事业兴衰成败，依法治国各项工作都要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个总抓手来谋划、来推进，才能取得显著成效。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一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从文化根脉、理论特色、思维方法、核心任务、世界意义等方面把握其原创性贡献和原理性成果，有利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切实运用习近平法治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不断开辟全面依法治国新境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生动诠释“两个结合”精髓要义，以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开辟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新境界的重大创新成果，深刻反映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强大理论自信和深厚文化根脉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我们要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法治问题上的理论成果；我们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在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两个结合”是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也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底气所在、自信所在、定力所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国法治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与实践成果。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法由经济基础决定、法具有鲜明阶级性等基本观点出发，深刻揭示了法的本质特征，科学阐明了法的发展规律、法的价值和功能、法的基本关系等根本问题，把对法的认识第一次真正建立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之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深刻把握法治与政治的关系、法治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与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丰富实践紧密结合，把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把走自己的路作为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既不罔顾国情、超越阶段，也不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既不盲目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不走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的路子，又坚持守正创新、开拓进取、久久为功，展现出习近平法治思想“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理论品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的理论与实践结果。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以其鲜明的特色与丰富的内涵，在古代中国维护国家统一、调节社会关系、实现国泰民安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孕育出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法系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有很多优秀的思想和理念值得我们传承。出礼入刑、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援法断罪、罚当其罪的平等观念，保护鳏寡孤独、老幼妇残的恤刑原则，等等，都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智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扎根中国文化、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法治体系，始终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精神特质融会贯通起来；努力把中国人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贯穿于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以及党内法规体系之中；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注重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全过程，融入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各环节，实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生动诠释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彼此契合、互相成就，展现出习近平法治思想以强烈的文化主体性铸就中华法治文明新辉煌的理论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系统总结党领导法治建设丰富实践和宝贵经验，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创新成果，深刻反映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境界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经验和教训使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法治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落实全面依法治国各项工作的总抓手。在这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参与的、史无前例的伟大社会实践中，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正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阔步前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上，不断开创人类法治文明发展新境界。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在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的革命斗争中，就注重加强法制建设、开展法律斗争，围绕团结争取民众、巩固革命政权、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等进行了大量探索。比如，在革命根据地领导建立苏维埃代表大会、工农兵代表大会等，制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以及其他大量法律法令，为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在不长时间内颁布了我国首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1954年宪法，制定一批重要法律法规，建立起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框架，为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重要保障作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经验教训，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力保障和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和战略高度，明确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来谋划、来推进；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宪法，党中央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完善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制度，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开创了全面依法治国新局面。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这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成果，标志着我国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全面转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是彰显其理论品质、战略纵深的“窗口”。从“法制”到“法治”、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它们的内涵却有很大不同。“法制”侧重强调法律、法规、规章等静态的制度体系；“法治”则更为强调贯穿治国理政始终的原则、方法、活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指向静态意义上的法律规范、制度的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则更为强调全面依法治国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对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党内法规体系进行整体谋划，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可以说，这一变化突出体现了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充分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正在实现从制定良法到促进善治的全面跃升，使我们党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把握，为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提供了行动指南，必将引领我们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谱写以法治中国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的壮丽篇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牢牢把握“六个必须坚持”，以科学方法和辩证思维回答一系列关系法治建设根本问题的重大创新成果，深刻反映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始终贯穿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中“六个必须坚持”是重要内容。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这“六个必须坚持”也是贯穿习近平法治思想始终的立场观点方法，为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了“金钥匙”。
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旗帜鲜明回答全面依法治国“为什么人”等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是人民，必须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所决定的，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的根本要求。只有站稳人民立场，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全过程，以实际行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才能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尤其是重点解决好损害群众权益的突出问题，决不允许对群众的报警求助置之不理，决不允许让普通群众打不起官司，决不允许滥用权力侵犯群众合法权益，决不允许执法犯法造成冤假错案，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必须坚持自信自立，旗帜鲜明回答“党大还是法大”“权大还是法大”等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少数人别有用心炒作“党大还是法大”这一伪命题，其实质是人为制造两者间根本不存在的对立，通过把党的领导和法治割裂开来，干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最终否定、取消党的领导，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对此我们不能含糊其词、语焉不详，必须明确党和法、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不是对立的，而是高度统一的。而具体到各级党政组织、各级领导干部，“权大还是法大”则是一个真命题，必须服从和遵守宪法法律，不能把党的领导作为个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挡箭牌。不管什么人，不管涉及谁，只要违反法律就要依法追究责任。
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旗帜鲜明回答为什么“依规治党深入党心，依法治国才能深入民心”等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我们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历史使命、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依规治党作为我们党管党治党的基本方式，依法治国作为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两者具有内在统一性。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一个重大创新就是将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必须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努力形成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格局，以全党遵规守纪带动全社会遵纪守法。
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旗帜鲜明回答为什么“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等重大问题。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实践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是理论的核心任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就要聚焦党中央关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法治突出问题和法治建设薄弱环节，着眼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比如，针对营商环境方面的突出问题，习近平法治思想明确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通过法治手段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又如，针对网络诈骗、网络谣言、网络暴力、侵犯个人隐私等违法行为频发的突出问题，习近平法治思想明确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要求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推动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违法犯罪行为，共同维护网络空间和平安全，让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
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旗帜鲜明回答为什么“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等重大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处理好改革与法治的关系，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应有之义，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要求。必须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坚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发挥法治对改革的引导、推动、规范、保障作用，坚持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做到改革举措、改革决策与立法需求、立法建议相衔接，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改革难题、巩固改革成果，保证改革在法治轨道上顺利推进；必须坚持在改革中完善法治，通过深化法治领域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解决突出矛盾问题，着力实现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深度融合，更好发挥改革和法治的双轮驱动作用。
必须坚持胸怀天下，旗帜鲜明回答为什么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等重大问题。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坚持胸怀天下是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的担当的体现。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创造性提出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重大战略部署。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进一步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推动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综合利用立法、执法、司法等手段开展斗争，充实完善法律“工具箱”，有力应对挑战、防范风险、反制打压，有效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营造有利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始终胸怀“国之大者”，以系统全面、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内在统一的科学理论体系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创新成果，深刻反映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以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国为目标提出的核心任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中国之治”的法治基石。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并从深化立法领域改革等方面作出全面部署。我们必须紧紧围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协同推进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改革，健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机制，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从法治上为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提供制度化方案，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在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方面，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完善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聚焦法律制度的空白点和冲突点，健全国家治理急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法律制度；抓紧研究新技术新应用领域的法律制度，及时弥补规则漏洞，以良法善治保障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统筹立改废释纂，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
在加快形成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方面，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制度体系，建立宪法实施情况报告制度；深入推进依法行政，推进政府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促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切实维护公共利益、人民权益和社会秩序；健全公正执法司法体制机制，健全监察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监察权、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深化和规范司法公开，落实和完善司法责任制；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增强法治观念，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成为全体人民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
在加快形成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方面，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形成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统计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有机贯通、相互协调的监督格局，增强监督严肃性、协同性、有效性；加强对立法权、行政权、监察权、司法权的监督，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让权力在监督下行使、在阳光下运行。
在加快形成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方面，健全厉行法治的政治保障、制度保障、思想保障、组织保障、运行保障、人才保障体制机制；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对法治工作的领导，各级立法、执法、司法机关党组要加强领导、履职尽责；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完善以实践为导向的法学院校教育培养机制，努力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法治人才及后备力量；让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在全面依法治国中发挥关键作用；全面建设“智慧法治”，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全面提升法治中国的数智化水平。
在加快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方面，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按照“规范主体、规范行为、规范监督”相统筹相协调原则，不断完善以党章和党章之下党的组织法规制度、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制度、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制度为基本框架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把提高党内法规执行力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努力形成治国理政的合力和效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统筹兼顾“两个大局”，以良法善治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指明正确方向的重大创新成果，深刻反映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为人类法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的世界意义
法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同理，作为政治制度在法治领域表现形式的法治体系也不能而且不会定于一尊。
鞋子合不合脚，穿鞋的人最有发言权，评价一条法治道路，要看老百姓是否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争取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进行了不懈的奋斗，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近代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创造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使一个曾经四分五裂、山河破碎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上治理最高效、民主最广泛、人民最安全的国家之一。这充分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创造了人类法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法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中国方案，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探索法治道路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
法治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也已变得空前紧密。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从未像今天这样全面、深刻、长远；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广泛、深切、聚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走向世界，以负责任大国参与国际事务，必须善于运用法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树立世界眼光，以法治手段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进一步提高科学运用法治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同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法治化，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以国际良法促进全球善治，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法治文明进步注入强大中国力量。
立良法于天下，则天下治。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没有法治的支撑，就没有民族的复兴。历史长河奔流不息。新征程上，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断开创全面依法治国新局面，为夺取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而继续奋斗。
（《人民日报》2025年4月15日第13版，作者，杨子强，为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
发挥政协专门委员会的基础性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指出，“进一步发挥专门委员会基础性作用”。准确认识专门委员会在政协工作中的基础性作用，是理解中国协商民主制度运行逻辑的重要切入点，需要结合专门委员会的性质、地位进行系统把握与研究。
人民政协专门委员会是常务委员会和主席会议领导下的工作机构，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重要载体、联系委员的重要纽带、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主要依托。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组织建设与发展的过程中，专门委员会的组织机构不断健全、组织设置与职能日渐完善、工作任务不断扩展。从协助常务委员会进行日常统一战线活动的工作小组、多委合署办公的机构，拓展到常务委员会和主席会议领导下的工作机构，开展工作的对象也有新变化。专门委员会工作任务在最初以学习教育、政治协商、存史资政为主的基础上，逐步拓展至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凝聚共识、对外交往等众多领域，服务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的内涵不断丰富、能力显著提升。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专门委员会通则》等文件的规定，专门委员会在政协工作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和作用。地位明确“专门委员会处于何处”，即其在政协组织体系中的层级关系和职能边界，界定其组织层级；作用说明“专门委员会能做什么”，侧重于其在履行政协职能中的具体效果，反映其功能价值。
专门委员会之所以在政协工作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可以从五个维度加以理解。一是在组织建设层面，各级政协在成立专门委员会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完善主席会议成员联系或者分管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联系界别和委员的制度，形成“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主席会议——专门委员会——界别——委员”的组织架构，为政协履职奠定了组织基础。专门委员会在这个组织架构中“衔接上下、沟通左右”，既是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机构，又是联系委员与界别群众的纽带。二是在专业建设层面，各级政协分别设置若干个专门委员会。在全国政协，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占全体委员人数的30%左右，各专门委员会一般由50至100人组成。一些地方政协实行“全员入委”的做法，全体委员分别编入相关专门委员会。政协委员来自各行业各领域，专门委员会将他们按照工作领域和专业类别组织起来围绕具体问题开展专门的调查研究，产出专业化的研究报告。三是在平台建设层面，各级政协以专门委员会为具体组织实施者，构建了包含学习、协商议政、视察考察调研、提案、反映社情民意、文史资料征集等各类工作平台，经常化、体系化地组织委员开展履职活动。以全国政协为例，各类协商议政活动，包括双周协商座谈会、远程协商会、界别协商会、对口协商会、提案办理协商会等，均由各专门委员会负责具体承办。四是在联系群众层面，专门委员会组织委员深入界别群众做思想政治引领工作，到群众中深入了解诉求，在群众中广泛商量，为政协工作提供群众基础。五是在制度建设层面，各级政协形成以专门委员会通则、专门委员会工作指南等为主体的专门委员会工作制度体系。同时，从政协章程到各项具体规章制度几乎都包含对专门委员会相关工作的规定和要求，确保政协协商民主实践嵌入制度化轨道。
专门委员会在政协工作中具有基础性作用，可以从其履行政协职能的效果来考察，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组织”作用，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政协专门委员会始终把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作为根本政治原则，通过组织委员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开展重大政策宣讲、落实党的决策部署，将思想政治引领贯穿履职全过程，努力使人民政协成为坚持和加强党对各项工作领导的重要阵地、用党的创新理论团结教育引导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的重要平台、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化解矛盾和凝聚共识的重要渠道。第二，发挥人民政协“作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作用，加强大团结大联合。作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人民政协通过专门委员会实现界别联结、资源整合、利益协调，成为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重要平台。专门委员会依托其界别特色和专业优势，建立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民族宗教团体、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常态化联系机制，为来自不同界别的委员参加政协活动、发挥自身作用创造条件，使专门委员会成为新时代巩固发展大团结大联合局面的重要力量。第三，发挥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搭建协商平台。人民政协通过专门委员会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系统性的协商平台体系，为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有序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提供了制度化平台。专门委员会在组织开展视察考察调研和现场协商议政活动的基础上，利用网络议政、远程协商、网上提交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等新型履职方式，使组织开展各类协商议政活动更加经常化、便利化。
专门委员会作用的充分发挥依赖于组织架构的完善性、专业能力的适配性及制度供给的有效性。从当前实践来看，进一步发挥专门委员会基础性作用，可从以下方面着手。
优化专门委员会的设置和分类管理，强化组织基础。各级各地政协专门委员会设置不尽相同，例如，只有一些省级政协设置了委员联络委员会，专门的委员联络机构建设仍需要加强；市县级政协专门委员会设置存在较大差异，部分地区存在工作人员配备不足的情况。各级地方政协要在党委领导下与时俱进优化专门委员会设置，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各专门委员会职责不同，在综合性、专业性等方面，在功能发挥上，互有不同、各有侧重，工作理念、工作对象、工作方式也会有所差异。因此，在做好共性管理的基础上，要根据不同专门委员会的工作规律，鼓励结合自身实际创新履职方式。
提升调查研究能力，强化专业基础。与政府机关相比，政协专门委员会开展调研，不受部门利益局限，一定程度上便于听到真话、摸到实情；此外，专门委员会汇聚了各方面的专家人才，有利于组织跨界别跨专业跨领域的综合研究，能够多维度扫描问题、研究问题；时间要求上相对宽松，有条件在关注当下的同时着眼长远，有些问题还可以长期持续跟进。但有时也存在难以全面了解情况、难以从决策部门的角度作深入分析等问题。为此，专门委员会需进一步发挥优势，以委员为主体，与党政部门加强沟通合作，整合企业、研究机构、专家智库资源，提升专业知识与政策制定间的传导效能。
提升“搭台”能力，加强协商平台建设。目前，各级政协形成了协商形式多样，线上线下相结合，常态化、体系化、制度化的协商平台体系。专门委员会在组织协商议政活动中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进一步提高质量的问题。为此，在做好调研的基础上，专门委员会应发挥其所联系界别和委员的优势，选好发言委员、找准发言角度、打磨发言内容、设计好发言程序、转化好发言成果，不断优化协商议政的流程闭环。同时，专门委员会应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手段，面对数字社会带来的治理新问题，从完善协商形式、扩大协商主体参与面、优化议题生成机制等方面探索创新协商形式，推动政协协商与其他协商渠道有机衔接，进一步发挥协商民主的整体效能。
创新形式载体，把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工作做深做实。专门委员会应始终把关注民生、推动改善民生贯穿履职全过程，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积极建言献策，助推更多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举措落实落地。探索委员联系群众的有效机制，把思想政治引领融入组织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开展“服务为民”活动之中，嵌入到视察考察调研活动之中。
加强自身建设，提升专门委员会工作效能。一是完善专门委员会党的建设工作制度，抓好专门委员会班子建设，政协党组进一步加强对专门委员会分党组的领导，发挥好分党组在专门委员会工作中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作用。二是完善委员服务管理制度，激励委员担当作为，做好委员履职统计分析工作，更好发挥委员主体作用。三是完善干部管理培养机制，选优配强专门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干部队伍，加强对干部的教育、培养和历练，不断提升履职的能力和水平。
（《学习时报》2025年4月16日第3版，作者，张月卓）
《改造我们的学习》是毛泽东于1941年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1953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在这篇文献中，毛泽东严肃批评了当时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明确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进一步结合起来，就必须改造学习方法，倡导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提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重温这篇经典文献，对于我们今天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仍具有启示意义。
以改造学风建设大党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全国性大党，担负着领导抗日战争的伟大责任。但是，由于紧张的战争环境和迅速变化的形势，对于党内长期存在的一些错误的思想根源还未作彻底清算，党内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还不够高，对于真假马克思主义还缺乏鉴别能力。在这一时期，我们党还发展了大量新党员，一些人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对党的历史经验的认识也有限，很容易受到错误思想和作风的影响。有鉴于此，毛泽东认为，要建设好大党，就必须普遍地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1938年10月，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从领导中国空前伟大的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提出“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的口号，要求全党自上而下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经验，并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他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随后，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再次强调了党员干部学习的重要性，“我们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学习是我们注重的工作，特别是干部同志，学习的需要更加迫切，如果不学习，就不能领导工作，不能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这领导工作、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便是我们学习运动的直接原因”。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一场全党性的学习运动在延安和其他根据地开展起来。
随着学习运动的深入开展，广大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得到明显提升。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其中主要的问题是存在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倾向。一些人对于书本上的知识相当熟悉，而对于其他的东西一概不知，也不懂得结合新的形势灵活运用书本上的知识；一些人满足于夸夸其谈，不愿做实际工作，不愿做调查研究；更有一些人只是单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解决实际问题。“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这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学风危害极大。为了纠正这一错误倾向，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严厉批判了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学风，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并强调：“如果不纠正这类缺点，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更进一步，就无法使我们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
以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将主观主义态度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对立起来，严厉批评了主观主义，提出要倡导实事求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和态度。
毛泽东指出，主观主义的学风和态度，表现为不研究现状，“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表现为不研究历史，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一点都不懂或懂得很少，“言必称希腊”；表现为不能科学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与主观主义的态度相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强调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对周围环境做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详细地占有材料，从中找出固有的而不是主观臆造的规律，作为一切行动的向导；强调研究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毛泽东创造性地阐发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作为考据学命题的“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强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
在党史上，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作风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毛泽东强调，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作风“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因此，必须在全党树立实事求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为此，毛泽东提出要对现实实际情况的各个方面开展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中国的历史特别是近百年以来的历史进行专门的和综合的深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以调查研究作为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改造我们的学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经典文献。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高度深刻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毛泽东在这篇文献中具体阐述了如何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这就是倡导和实行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作风与思想方法，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1943年，《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
要具体地做到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就要掌握调查研究这个基本功。毛泽东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