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面对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沉着应变、综合施策，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即将顺利完成，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持续增强，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一年来的发展历程很不平凡，成绩令人鼓舞。一是全年经济运行前高、中低、后扬。一季度开局良好，二、三季度下行压力加大，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果断部署一揽子增量政策，使楼市股市和市场预期、社会信心有效提振，经济明显回升，既促进了全年目标实现，也为2025年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二是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科技创新取得重要进展。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持续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三是改革开放持续深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部署。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取得积极成效，外贸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增大。四是重点领域风险化解有序有效。房地产市场出现积极变化，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正在有效缓解和管控。五是民生保障扎实有力。就业、物价保持稳定，脱贫攻坚成果得到巩固拓展。粮食产量首次突破1.4万亿斤。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这些都更加坚定了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开拓进取、攻坚克难、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心和信心。
分析形势要坚持“两点论”，既把成绩讲够，也把问题说透。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同时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只要信心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要正视困难、坚定信心，努力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实绩。
实践中，我们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全党上下形成的最大共识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在关键时刻、重要节点，党中央及时研判形势、作出决策部署，确保我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经济工作千头万绪，必须统筹好几对重要关系。
一是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解决好缺位、越位问题。有所为，就是要不断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完善市场规则并带头遵守规则，通过坚决惩治腐败、保障公共安全等优化市场环境，着力矫正市场失灵，规范竞争秩序，使全国统一大市场成为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的大舞台。有所不为，就是要尊重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防止对微观主体活动的不当干预，不搞地方保护主义和自我小循环。政府行为越规范，市场作用就越有效。
二是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要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动态平衡，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进有退、有保有压，增强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
三是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大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占据国际竞争制高点，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同时，加快推动作为经济增长和就业收入基本依托的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使之焕发新的生机活力，推动新旧发展动能平稳接续转换。
四是必须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经过长期发展，我国需要同时加强资产管理和负债管理，统筹用好各类增量资源和存量资源，善于通过盘活存量来带动增量。要持续推动产业园区“腾笼换鸟”，用好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盘活存量土地等政策，统筹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管好资产和调整负债，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五是必须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我国拥有巨大的经济体量、市场容量和产业配套能力，是提升质量、做优做强的有利条件。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尚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要坚持以质取胜和发挥规模效应相统一，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丰富应用场景，培育更多世界一流企业和领先技术，把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统一于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12月11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求是》2025年第5期）
全过程人民民主：新时代中国民主的
新形态与新贡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新时代中国民主的新进展与新创造，拓展了中国民主的实践场域与理论形态，既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鲜明标识，又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国家形态、民主形态与政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标识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努力争得民主，把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作为目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努力实现民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创造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的原则贯串在我们整个宪法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制度载体，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内化于制度运行过程中。
在我国建设、改革实践过程中，人民民主不仅体现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上，而且体现在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上，体现在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上，从而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转化为生动的民主参与实践以及看得见、摸得着的民主发展绩效。
2019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考察时，提出了“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的重大论断，指出“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创造性地对人民民主在新时代的实践进行了高度理论概括。之后，在202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在2021年10月13日至14日召开的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要求，并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涵、特征与推进方式等进行了系统阐述。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并从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保障、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积极发展基层民主、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等方面，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进行系统论述和整体部署，为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资产阶级民主虽然从理论上提出了人民主权的概念，也建立了一定程度上反映民主要求的代议制度，但由于资产阶级民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之上的民主，而且推动资产阶级民主运转的多党竞争制度又让资本集团、利益集团、政党集团等主宰了制定和执行国家公共政策的实际进程，保证资本集团、利益集团、政党集团成为绑架国家利益、全民利益以实现自己私利的统治力量，导致资产阶级民主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蜕变为金钱民主。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系统总结中国民主的实践经验，充分汲取人类社会民主形态的有益创造，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新时代又根据中国民主的新进展与新经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标识。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追求民主、发展民主、实现民主的伟大创造，是党不断推进中国民主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的经验结晶。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民主在新时代的新进展与新创造，让人民当家作主有了体系化的制度保障，使得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全过程人民民主又解决了民主的实践运作问题，将人民当家作主转化为生动的民主参与实践和实实在在的民主发展绩效，为建构人类民主政治知识体系提供了新经验与新路径，提升了现代民主的运作质量与成效，实现了民主理论的重大创新、民主实践的重大进展与民主发展绩效的重大提升。
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原创性价值和贡献
民主有价值、制度、实践与道路等内在理论层次。民主价值体现为人民主权原则，表现为人民通过当家作主实现对自身命运的掌控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民主制度是为解决社会共同体的共同事务而建构的制约公共权力、维护公民权利、分配公共利益、提升公共精神的规则体系。民主实践是让人民参与共同体公共事务的管理过程，并通过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实践活动，展现共同体成员间平等协商、团结友爱的民主文化。民主道路即一国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奉行什么样的民主理念，建构什么样的民主制度体系，产生什么样的民主发展模式，是由该国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实践过程中自主选择的，并不存在千篇一律的固定模式。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用单一的标尺衡量世界丰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单调的眼光审视人类五彩缤纷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的。”
资产阶级民主是在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基础上，通过逐步建立和完善代议制度、权力分立与制衡制度、多党竞争制度、自由选举制度等而形成的。这种建立在人性恶与公权力恶“双重恶”理论假设基础上的民主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使人民不信任政府，并将政府作用局限于有限的施政范围内，难有作为；二是不重视有使命感与责任感的政党建设，让政党始终致力于成为部分群体利益与资本集团利益的代表，成为绑架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狭隘力量；三是将民主简化为周期性的竞争性选举，让人民每几年行使一次投票权，忽视人民经常性、长期性民主参与实践；四是将自己上升为普遍理念和普遍模式，强行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忽视民主的多样性、实践性和实效性等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强调把民主价值和理念转化为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而且还转化为具体现实的民主实践，有效推动人民广泛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全过程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实践环节，充分尊重人民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充分凝聚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把人民当家作主全面、真实、完整地落到实处。我们要继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治国理政的政策措施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工作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各项工作上来。
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原创性价值和贡献，首先从理念层面看，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把民主的价值、民主的制度、民主的实践、民主的绩效四者有机统一起来，既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又统一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其次，从制度体系层面看，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揭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的内在构成。这是一个包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等在内的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制度体系。
再次，从实践绩效层面看，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追求，关注国家发展大事、社会治理难事、百姓日常琐事，使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环节、各方面都体现人民意愿、听到人民声音，保障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服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创建了多样化的民主参与平台、载体与机制，构建了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渠道，扩大了人民有序政治参与，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巩固和发展了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最后，从运作形态层面看，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指引我们创造了一种超越资产阶级民主的真实民主形态，是人类民主的新形态，开辟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新境界。全过程人民民主既包括国家民主又包括社会民主，既包括政治民主又包括经济民主，既包括全国范围的民主又包括地方基层的民主，既包括选举民主又包括协商民主，是一个多样化民主的复合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特征与实践绩效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民主的生命力来自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实践特征及其实践绩效。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不懈奋斗过程中，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规律，根据本国国情、人民的意志和现代化的要求，创造出的现代民主实践运作新形态，既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丰富和发展人类政治文明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坚持党的领导，全过程人民民主就能够超越资产阶级民主狭隘的价值观、利益观与参与观。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尊重人民创造精神，汇集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表现在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表现在让人民发挥主人翁精神、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全方位管理；表现在人民在民主实践活动全过程中能够充分感受到参与感、满足感和尊严感。能否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检验全过程人民民主运行质量与效果的“试金石”。
坚持问题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取得实效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任务。无论是民主权利的表达与行使，还是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协商与处置，都是与人民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紧密相关的，都需要人民通过多样化平台、渠道和方式参与到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人民的聪明才智和整体合力。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要着力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堵点问题、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热点问题、民生方面的难点问题、党的建设的突出问题、各领域的风险问题。直面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要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围绕发展所需、顺应民心所向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促进增强各项改革的针对性与实效性，更好展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
坚持系统观念。现代化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领域多方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能搞单兵突进，要坚持系统观念，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融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各个领域和方方面面，充分发挥全过程人民民主服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作用，从而更好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将物质文明的富裕、制度文明的优良和精神文明的富有有机统一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
（《人民日报》2025年3月6日第13版，作者，唐亚林，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深刻理解文化主体性的理论突破与
价值意蕴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主体性的
重要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巩固文化主体性是形成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自觉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的基础和前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推动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也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不断发展。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始终贯穿着一条清晰的主线，那就是在坚定文化自信、确立文化主体性的过程中做好“两个结合”。文化主体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作为“两个结合”光辉典范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深刻理解文化主体性的理论突破与价值意蕴，对于学深悟透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深刻把握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主题和使命，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全面把握文化主体性的内涵与层次
文化主体性内涵丰富、意蕴深远，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和理解。首先是“一个特性”，即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习近平总书记从精神独立自主的角度强调文化主体性，指出“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就能保持精神上的独立性、自主性，不依附、不受制、不屈服于他人，不为各种错误观点所左右，这是文化主体性的本质属性，是中华民族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的有力支撑，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取得经济、政治等诸多领域重大成就，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重要保障。
其次是“两对关系”。一是文化主体性与主体性的关系。主体性是哲学的重要范畴。文化是确立主体性的重要因素，没有脱离文化的孤立的绝对个体意义上的主体性。文化主体性是个人通过文化将自己与国家和民族融为一体的力量，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不断进行文化创造的源泉。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独特性是文化主体性的内在根据，文化主体性主要表现为对自身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精神信仰等的坚持与发展，是文化传承发展的自觉性、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的有机统一。文化主体性是捍卫自身独立性的集体精神和群体意志的展现。二是文化主体性与文化生命体的关系。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还有一个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是“文化生命体”。只有立足于文化生命体生成发展，才能全面理解文化主体性的含义。一个文化生命体要成长，必须立足于其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必须强调精神独立和意志自主。没有精神独立和意志自主、没有文化主体性的文化生命体，是将自身生命体的成长依附于他者的生命体，不仅会萎靡不振，更会枯萎凋敝，最终导致生命力衰竭。文化生命体是文化主体性的重要基础，建立在文化生命体基础上的文化主体性，才是最真实、最牢固、最有根基的文化主体性。
最后是“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中华文明的主体性，这是最深层次的文化主体性。中华文明的主体性是通过“第二个结合”巩固起来的，是建立在中华文明根基上的文化主体性。第二个层次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性。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必须通过中华民族的主体性表达出来。因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是相互成就、相互塑造的，中华文明既是中华民族创造的结晶，也是塑造中华民族的力量。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走自己的路，让中华民族旧邦新命，在创新中连续发展，在包容中统一壮大，让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让中华民族成为各民族融为一体、团结凝聚的共同体，让中华文明在兼容并蓄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中，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以国家形态延续至今的伟大文明。正是经由文化生命体，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和中华民族的主体性相互支撑、互为表里，在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创造出新的文化生命体，不断开辟出中华文明新境界，不断展现着中华民族的生机。第三个层次是中国共产党的主体性。中国共产党的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建立起来的，是在激活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主体性的实践中建立起来的。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主体性与中国共产党的主体性相互融合，铸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体性，这一主体性最为有力地体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最为有力地体现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
文化主体性的建立过程与最有力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文化主体性的确立过程与最有力体现。
文化主体性的建立，是一个现实的历史的实践过程，也是精神和思想的发展进程。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发展，就是中华文明具有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的最生动体现。回望中国历史，中华民族是从不畏惧变化的民族，中华文明也是能够坦然面对困难与挑战的文明，我们总是能够化危机为契机，在危局中开新局，一次次走出困境，在“承敝通变”中“穷变通久”，一次次从实际出发进行因应时势的创造，这些都根源于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主体性。比如，我们能够在学习吸收佛教文化的同时将其中国化，这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就是中华文明的生命力所在。在今天中国大地上如火如荼进行着的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也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立足于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在中国大地上创造出来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是在中华文明根基上走出来的现代化，是实现了传统与现代有机衔接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探索出一条全新道路，摆脱了西方现代化为发展中国家设定的传统与现代对立的模式，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生动昭示，只有立足于文化主体性，才会真正获得现代化的成功，也只有在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的过程中，才能走出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
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主体性也经历过文明蒙尘、民族蒙辱、人民蒙难的困顿时刻，但越在遭遇困难挑战的时刻，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反而越挫越勇，更加激发出蓬勃的发展伟力。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昂扬生机的代表，以“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信念团结凝聚全体中华儿女，推动中华民族不断地从自在走向自觉，从自觉走向自强，彻底激活了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从根本上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性。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扎根中国大地进行了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最深刻最广泛的实践创新。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创新创造活力，彰显了文化主体性的力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为有力地体现了这种文化主体性，本身就是新时代文化创造的最伟大成果。
从文化主体性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文化主体性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一个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强起来不仅仅意味着政治上的独立和经济上的富裕，还要有承载政治独立和经济富裕的强大主体，这个强大的主体就是文化主体。文化主体性的确立，是保证我们政治上独立、经济上强大的根本前提，因此文化主体性的确立和巩固是强起来的一个重要标志。习近平文化思想精准抓住了时代脉搏，使我们能够通过对时代主题的把握，更加深刻地洞察文化主体性的价值意蕴。这不是说以前政治独立里面没有文化主体，经济富裕里面没有文化主体，而是把蕴含在政治独立和经济富裕里面的文化主体性更加凸显、更加彰显，这与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将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文化主体性是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能够成为一体的必要条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背后都能看到文化主体性的存在，也只有巩固起强大的文化主体性，诸领域的成就才能真正凝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不断走向成功。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文化主体性的提出，进一步理顺了文化和其他领域之间的关系，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统括为一个实践总体，使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
弘扬文化主体性对发展中国家走好现代化道路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前无古人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是体现文化主体性的道路，这对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示范性。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中国道路，是从传统中生长出的现代化道路，这个生长就体现了我们的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这向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表明，要解决好道路问题，就要解决好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两者并非绝对对立，而是相互生长的关系。生长的前提在于要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条文化生命体自我生长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只有把握好成长发展的主体，即文化主体，才能获得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生长联系，才能真正地走出自己的道路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走了一条传统和现代相对立的道路，不是用现代彻底否定传统，就是用传统来拒斥现代。这种状况从根本上是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国家给发展中国家设置的吊诡性的处境，用所谓普世的现代化模式来规范所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克服了传统和现代之间的绝对对立关系，让“传统”中可以生长出自己的“现代”来，这个生长本身是文化主体性最深刻的体现。发展中国家要真正走出一条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来，就必须超越和克服西方现代化的迷思，在立足于自己文化生命体的基础上，把握好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处理好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关系。
以“结合”为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根本途径，增强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坚定性和自觉性。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还有一个原创性贡献，就是指明了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根本途径。这一根本途径就是“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两个结合”中的“第一个结合”其实也是文化主体性的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通过中国共产党这个主体实现的，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结合本身就是创新创造，而创新创造就是文化主体性最深刻的体现，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吸收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文化主体性的体现，通过“第二个结合”实现文明自觉、实现对古老文明的现代转化、实现文化生命体的生长发展、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这本身就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历史进程。文化生命体的提出，使我们能够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洞察历史发展脉络，实现了传统与现代在文化生命体中的有机衔接，真正让文化主体性建立在深厚的中华文明“肌体”之上。这些都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不仅赋予文化主体性多重内涵，而且对于其内在运行机理形成独到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对树立和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根本途径进行系统深刻阐述。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主题与使命，以坚定的文化自觉、宏阔的历史视野、深远的战略考量，对为什么要树立文化主体性、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是怎么样树立的、什么是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如何巩固文化主体性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的思考，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这既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创新与突破，也是新时代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根本遵循。我们要在深刻领悟的基础上，真正做到内化、深化和转化，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的奋斗和实践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人民日报》2025年3月7日第13版，作者，张志强，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加强人工智能国际治理和合作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202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上指出：“要引领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新兴领域规则制定，加强人工智能国际治理和合作，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不仅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带来了一系列治理挑战。特别是对于数据这个人工智能的核心要素来说，数据安全问题不仅涉及个人隐私还涉及国家安全、经济安全。此外，算法偏见可能加剧社会不公，影响决策透明度与公平性；技术垄断使发展中国家难以公平参与人工智能竞争，导致数字鸿沟扩大；人工智能军事化风险则可能威胁全球安全；人工智能自动化冲击就业，影响社会稳定；等等。如何平衡技术创新与治理规范，已成为全球共同面对的课题。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现状
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重塑全球治理体系，多个国际组织和国家间合作平台已开始推动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的建立。然而，目前人工智能治理总体仍处于碎片化、阵营化等滞后状态，缺乏统一的全球协调机制。
多边治理机制初步建立，但缺乏统一全球框架。近年来，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相继推动人工智能治理。联合国发布《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治理》报告，强调人工智能伦理原则，倡导全球合作；二十国集团提出人工智能原则，鼓励以人为本的技术发展。此外，欧盟实施的《人工智能法案》，也旨在强化对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的监管。尽管多边治理机制不断建立，各国在人工智能安全、隐私保护、伦理道德、军事应用等领域的政策仍存在重大分歧，导致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碎片化。在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方面，欧盟严格执行《通用数据保护条例》，限制数据跨境流动；美国数据政策相对宽松，但在国家安全领域设立壁垒。在2025年法国巴黎召开的人工智能行动峰会上，欧盟代表强调要强化人工智能监管框架，而美国则更倾向于市场驱动模式，这加剧了全球治理的分歧。在人工智能军事化风险治理上，联合国虽就“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LAWS）展开讨论，但未能形成约束性协议。
全球人工智能标准竞争激烈，规则制定呈现阵营化。人工智能标准的制定决定了技术的全球适用性，各主要经济体在该领域展开激烈竞争。比如，美国强调市场驱动，主张企业主导，推动谷歌、微软等科技公司制定行业标准；欧盟强调严格监管，设立高风险人工智能应用的法律框架。然而，各国在技术标准上的立场不同，可能导致人工智能市场碎片化，全球技术合作受阻。
人工智能治理面临技术治理与地缘政治的双重影响。在技术方面，人工智能治理涵盖算法透明度、数据安全、伦理原则等多个层面，并对就业市场、社会公平、经济结构带来深远影响。在地缘政治方面，人工智能已成为国际科技竞争的核心，例如，个别国家采取“技术封锁”战略，限制中国获取高端芯片、先进算法和云计算资源，试图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占据优势。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全球人工智能供应链碎片化，影响技术创新的全球合作，甚至可能形成多个封闭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
技术革命迅猛发展，但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滞后。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进展远超治理体系的适应速度，现有法律法规、技术监管和伦理框架难以有效应对新兴技术挑战。例如，大规模人工智能模型的快速迭代使监管者难以评估其社会影响，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已影响舆论传播、知识产权保护、就业市场等多个领域，而现行法规尚未建立完整的监管体系。治理滞后不仅影响技术发展，还可能导致技术滥用和社会风险扩大。
中国在人工智能国际治理中的责任与担当
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宣布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推动各国协力绘就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未来蓝图。中国在人工智能国际治理中支持在充分尊重各国政策和实践基础上，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并在规则制定、合作机制建设、实践推广等方面持续贡献力量。
作为责任践行者，中国在国内积极推进人工智能治理实践，为国际社会提供可借鉴的模式。中国实施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规，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算法监管、数据安全、伦理审查体系，为全球人工智能监管提供经验参考。此外，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数字合作网络共享人工智能治理最佳实践。在数据治理方面，中国提出“数据主权”与跨境数据流动结合的治理模式，探索兼顾数据安全和全球数据共享的平衡方案，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数据治理框架。
作为治理倡议者，中国积极参与并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规则的制定。2024年，第七十八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主提的“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140多个国家参加决议联署，彰显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中国在二十国集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平台上提出人工智能安全、隐私保护、算法透明度等治理倡议，推动全球数据安全规则协调，呼吁各国开发和使用人工智能必须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此外，中国推动人工智能在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领域的规范应用，让人工智能真正服务于全球社会进步。
作为机制建设者，中国积极搭建全球人工智能合作平台，促进各国在技术、政策、产业等方面开展合作。中国倡导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合作，推动国际标准协调。“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论坛”，为各国政府、企业、学术机构提供交流平台，协调人工智能政策、规范行业发展。此外，中国推动“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设立跨国人工智能实验室，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加强绿色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多边合作平台建设。借助《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文件，中国倡导“以人为本”“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和“智能向善”的宗旨，强调人工智能应服务于人类福祉。
推动人工智能国际治理与合作的路径
习近平主席强调：“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具体而言，人工智能国际治理与合作需要在规则协调、技术普惠、安全可控三大方面取得突破，以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而非成为技术垄断、数据壁垒和地缘政治竞争的工具。
加快建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推动多边规则协调。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下，各国应围绕人工智能伦理、数据治理、算法透明度、跨境监管等关键议题达成共识，减少政策分歧，避免治理碎片化。同时，需推动全球法律和标准的对接，在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平台上协商人工智能相关规则，避免个别国家垄断技术标准，确保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公平竞争。此外，还需鼓励区域与双边人工智能治理合作，探索与不同国家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人工智能监管模式，构建更加灵活、多层次的治理体系。
推动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促进技术普惠。加强发展中国家人工智能技术能力建设，通过联合国“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人才、基础设施的开放共享，缩小全球数字鸿沟。同时，建立国际人工智能技术共享平台，推动负责任技术流动，避免数据壁垒和技术垄断限制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升级，确保发展中国家能公平利用数据资源。此外，全球人工智能合作也需要加强国内外企业和学术机构的协作，推动跨国企业共建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人才交流，避免“人才保护主义”阻碍技术进步。
强化全球人工智能风险治理，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控。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带来了伦理风险、算法歧视、数据安全隐患和军事化风险，国际社会需尽快建立人工智能风险评估与预警体系，在军事、金融、医疗等关键领域完善技术安全评估、算法透明度审查和责任追溯机制，确保人工智能发展符合全球社会责任。此外，各国需加强人工智能伦理与算法监管，健全全球范围内的算法歧视审查，制定人工智能透明度标准，以确保人工智能发展符合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观。
总之，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全球性的机遇与挑战。人工智能治理的国际合作不仅关系到全球科技创新的方向，也关乎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人类共同福祉。只有通过国际协调与合作，才能携手打造公平、安全、可持续的人工智能未来，让科技进步真正造福全人类。
（《人民日报》2025年3月3日第9版，作者，蔡翠红，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见事见人”才能“见效”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是关系人民群众能否感受党和政府温暖的“神经末梢”。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下，各地基层治理工作不断走深走实。习近平总书记赴辽宁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时指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要联系实际细化实化抓手，坚持久久为功。要明确责任、到底到边、见事见人地抓好基层治理。”“见事见人”体现我国基层治理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和鲜明的问题导向，是加强基层工作的重要方法、评价基层治理效果的重要标准。
所谓“见事”，就是基层治理须以“事”为抓手，谋全局，抓具体。一方面，要因地制宜，将宏观政策转化落地为具体行动方案；另一方面，要立足实际需求，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能“口号震天响，行动轻飘飘”“台账摞成山，问题埋地下”。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立足省情农情和发展阶段特征部署实施的“千万工程”，紧紧抓住生态这个农村最大优势，紧盯农村环境脏、乱、差突出问题，着力探索整体解决方案。各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根据自身的自然禀赋、经济社会条件、文化风俗等制定方案，推动建成万千各具特色、各美其美的宜居乡村。可见，在基层治理中，以“事”细化抓手，精准识别治理靶点，科学设计“施工图”，尽力而为，真抓实干，才能把“一枝一叶总关情”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才能让老百姓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群众事情无小事。“见事”也意味着要管好“小事”。“小事”是群众的“心头事”，不能“小视”，而要当“大事”来抓。真正以“小”成“大”、“小”中见“大”，着力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在深入把握群众意愿的基础上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基层治理关键在人。所谓“见人”，主要涉及主责、主题、主角等方面。具体来看，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要切实承担领导责任，基层党组织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做到责任到底到边、事事有人负责。例如，北京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建立起市委统一领导，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各区、乡镇（街道）、村（社区）和各部门各单位闻风而动、接诉即办的为民服务体系，各级党员干部躬身实干、奉献为民，赢得了老百姓的口碑。“见人”的重点在于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民生无小事，涉及的点多、线长、面广，党员干部只有经常与群众同坐一条板凳，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急难愁盼，“施工”才能有的放矢，“脚底不沾泥，心中没主意”是万万要不得的。此外，要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激发其内生动力。基层治理不是“独角戏”，而是“大合唱”。化解矛盾纠纷，要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引导群众从“旁观者”变为“主人翁”，提高群众的参与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见事见人地抓好基层治理，贵在久久为功。基层治理要见到实效，绝非“一日之功”，必须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对已有的部署和规划，只要是科学的、切合新的实践要求的、符合人民群众愿望的，就要坚持，一茬接着一茬干，防止换届后容易出现的政绩冲动、盲目蛮干、大干快上以及‘换赛道’、‘留痕迹’等现象。”20多年来，浙江通过持之以恒实施“八八战略”，成功破解了“成长的烦恼”；山西右玉，20多任县委书记带领干部群众一任接着一任种树，昔日“不毛之地”如今成为“塞上绿洲”。实践表明，保持战略定力，不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年接着一年干，基层治理才能真正做好、做扎实。同时，要将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为长效治理提供坚实保障。例如，上海接续实施城市管理精细化三年行动计划，出台《上海市城市管理精细化“十四五”规划》，以制度保障压茬推进城市基层治理精细化。
基层治理是一项“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系统工程，需要下足一番“绣花功夫”。既需“致广大”的格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化战略思维、辩证思维，注重系统集成；又需“尽精微”的匠心，在“见事见人”中彰显精度、力度与温度。唯有树立为民造福的政绩观，始终葆有到底到边的责任担当和实干作为，方能绘好基层治理的“施工图”、建好“施工队”、共创“实景画”，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根基、注入活力。
（《人民日报》2025年3月6日第13版，作者，杨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