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永飞
2016年国际社会的跌宕起伏,将“逆全球化”问题推到风口浪尖。针对国际形势的变化,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我们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深入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包容互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长期研究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张蕴岭委员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逆全球化”是全球化不可避免的伴生物,在“逆全球化”思潮和保护主义倾向抬头的大背景下,中国的“一带一路”新型发展合作将引领全球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
本刊: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被普遍认为是“逆全球化”的产物,您怎样看待“逆全球化”现象?
张蕴岭:我们的立场是反对“逆全球化”,支持全球化。但也不妨听一听“逆全球化”的声音。为什么出现“逆全球化”?它是有基础、有原因的。特朗普备受关注,在于政治家利用“逆全球化”的声音和诉求成功取得了竞选,并将“逆全球化”的一些主张上升为国家政策。这些政策他不一定全部贯彻,但是他坚持“美国第一”,搞我行我素,希望以此纠正一些过去由全球化导致的问题。
二战以后,美国等发达国家推动主导了全球的市场开放,基于多边贸易体制、自贸区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发展政策,三种动力推动了全球化前所未有的发展。全球化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各国的市场开放、经济要素的跨国流动。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发达国家产业外移,借助实行开放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寻找廉价的生产成本,取得新的市场空间。后起的国家则利用吸引外来投资、技术和管理,实现经济快速发展。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大公司垄断问题。发展中国家担心跨国公司进来会垄断,导致本土企业发展困难以及环境恶化等。这方面的问题往往被引进外资发展经济的好处掩盖,但问题一直存在,也不时以各种方式爆发出来。另一个问题是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导致本国的“产业空心化”“工薪阶层被抛弃”,这方面的问题往往被扩大贸易投资机会,获取市场的好处所遮蔽,但问题也一直在那里。如今,这方面的问题因为发达国家经济危机而凸现出来。由于产业转移带来的部门和就业职位变动,深刻影响了传统工薪阶层的收入,形成了所谓的“中产阶级沦陷”。
全球化总体是好的、有益的,参与全球化会受益。但在开放和参与过程中,机会提供和财富分配并不均衡,有些群体不一定能受益,甚至会受损。与此同时,国家间的受益也不均衡,一些国家被边缘化。我们看到,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财富越来越向少数公司和少数个人集中,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随着这些问题的爆发和显现,“逆全球化”的声音和势力也在不断壮大。这些问题应该看作是全球化本身的另一面,对于这另一面,不给予重视也不行。
本刊: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逆全球化”思潮和保护主义倾向抬头,主要经济体政策走向及外溢效应变数较大。这是否可以看作是一些发达国家试图对全球化带来的问题进行修正所导致的?
张蕴岭:全球化带来的问题怎么解决,这就需要政府政策。比如,美国把自身的问题归因为全球化及产业转移,并不客观。美国的传统产业转移了,但是制造业总体产值并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增加了。就业问题出在制造业越来越多地借助自动化,产值总量增加并没有带来就业总量的增加。这时候政府就应该支持再就业培训,利用各种社会政策来调节,包括启动新的建设项目等。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任凭市场是难以解决的,因为市场的效率和公平是难以兼顾的,这中间要寻找一个结合点,就是政府政策的介入。
但是由于西方奉行自由主义,并没有发挥出政府调节的功能,任凭市场发展,所以造成了今天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有些人对发达国家的“逆全球化”不理解,其实我认为他们也不是完全地反全球化,实际上是想要用一种极端的办法去纠正,甚至是转嫁全球化带来的问题。比如特朗普强调开放是可以的,但是要于我有利,要压制对方进行更多的让步。这一套未必全行得通,毕竟美国公司遍布世界,与当地经济融合在一起,强制的办法会带来很多不确定性,也会招致报复。中国要认真应对这个新的挑战。
本刊:我们注意到,国外媒体普遍对中国反对保护主义、支持全球化的立场表示赞许。对于中国而言,“逆全球化”浪潮中我们该怎么应对?
张蕴岭:大家都希望中国在“逆全球化”趋势中站出来。为什么是中国?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的经济已经发展到足够强大,能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国需要。 中国需要通过参与全球化,来实现我们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总体来说,中国还需要依赖开放框架来继续调整。结构调整,有一个传统的办法,就是将过剩产业转移出去。但是,中国的这个量很大,谁来接替?因此,要研究怎么才能更好地、在互利的前提下进行转移。
“一带一路”倡议出于创新考虑。一则,它符合我国企业“走出去”,以新的方式转移产能的要求,通过拓展新发展空间的方式实现转型。二则,这不是“甩包袱”,不是简单地转移出去了事,而是基于共商、共建、共享,创造和拓展新的产能。我将其总结为开展新型发展合作。新型发展合作的突出特点,一是大家共同参与;二是发展产能合作,这个“能”就是“能力”,培育当地能够发展起来的能力。“一带一路”符合我国担当国际责任的要求。比如,我们基于改善当地综合发展条件,建公路、铁路,改善当地基础设施,使其能够更加均衡的发展。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积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是表明中国将继续改革开放的进程,“主动”就是针对当前的“逆全球化”现象,我们要主动去做一些事情,特别是提出来构建对外开放的新体制。新体制就是改变过去简单的吸引外资、贸易出口等形式,主张共同建设、共享发展机会,以更高的水平融入世界经济,只有这样,才能和当地的经济从内部真正融合起来,从而避免全球化带来的那些问题。
本刊:具体而言,在“一带一路”建设和企业“走出去”时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张蕴岭:现在有一种误解,认为“一带一路”是一个可以很快实现的战略。其实并不是。“一带一路”可以说是一个百年工程。“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相对比较落后,各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以及国内的情况区别也很大,所以要构建区域性的互联互通网,包括铁路、公路等大跨国性的交通网络。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充分考虑、分析各种风险,要有预案和研究,要争取取得当地的大力支持和深度参与。因此我们应该充分意识到“一带一路”建设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当然,对于具体项目来说,还是要“只争朝夕”,抓紧规划,抓紧建设,早见成效。
“一带一路”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空间,是政府搭建的、有法律保证的大平台。在这么大的区域内,机会很多,但机会需要开拓,需要抓住利用,原则上说,只要对方愿意、且有合作的能力,就可以规划、可以推进。不单是经济,文化、教育、医疗等领域都可以去开拓。比如中国的中医很有名,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在沿线国家进行推广,既让中医产业“走出去”,也让沿线更多的居民受益。
企业如何参与?总的来说是采取PPP方式,也就是说,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共同参与。企业需要主动开拓空间,认真调研。不过,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可能没有单独承揽工程的能力,要多家“抱团取暖”,分工合作,包括与当地企业的合作。“一带一路”建设包括的地域广,国家多,情况复杂多样,单靠单个企业自身不行,需要大力发展“一带一路”服务咨询业。也就是说,企业“走出去”仅仅靠企业出去调研是不可能的,需要有专业性的、能够提供咨询的机构来帮忙。聪明的人就应该像顺丰当年做快递一样,抓住机遇,要有远见,早下手。还有,企业参与要守则,要有信誉。为此,我认为需要制定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的行为规则,要为企业参与设置“入门证”,要防止乱打“一带一路”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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